葛家澍，中国会计学界的巍峨丰碑与精神灯塔

在咱们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或者更宽泛地说，在整个中国的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一个名字是绕不开的，无论你是正在埋头苦读准备考CPA的应届毕业生，还是在事务所里为了年报审计熬红了眼的高级经理，甚至已经是企业的CFO，只要稍微往深里钻研一下理论,总会碰到这个名字。

他就是葛家澍老先生。

我想用一种比较轻松、像咱们同行聊天的方式，来聊聊这位“中国会计界的泰斗”，为什么我们要聊他？因为在这个充满了数据、算法、甚至人工智能逐渐介入的时代，回望葛老的一生，能让我们看清脚下的路是怎么来的，也能让我们在浮躁的商业世界里,找到一份属于会计人特有的定力。

他是那个“吃螃蟹”的人：从“资金运动”到“会计准则”

咱们现在的年轻会计，一上来就学“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几十年前,这可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

葛家澍先生最让我佩服的一点，就是他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勇气，我看过很多关于葛老的生平资料，其中有一个生活实例特别打动我，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当时的会计环境深受苏联模式影响，大家讲的是“资金运动”，讲的是为计划经济服务，那时候，会计往往被简单地看作是“记账的工具”，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但葛家澍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会计不仅仅是记账，它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关于经济信息的语言。

我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在厦门大学那间简陋的教研室里，葛老伏案灯下，周围是堆积如山的资料，他并没有随波逐流去写那些迎合时势的空话，而是在默默地思考会计的本质，他提出了“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这一著名的论断，这在当时,简直就是思想界的一声惊雷。

我的个人观点是： 这个定义的转变，是中国会计现代化的起点，如果没有葛老当年把会计从“工具论”提升到“信息系统论”，我们今天可能还无法理直气壮地说，会计是为投资者决策服务的，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这不仅仅是学术名词的变更,这是会计人职业尊严的觉醒。

1992年的那个春天：准则制定的幕后推手

咱们做审计的都知道，中国的会计准则建设是从1992年开始起步的，“两则两制”的发布是一个里程碑，但很多人不知道,葛家澍先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细节，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企业要吸引外资，要走向世界，但我们的会计制度跟国际通行的商业语言完全不通，人家看不懂我们的报表，这怎么做生意？当时财政部着手制定《企业会计准则》，葛家澍先生作为核心咨询专家,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我记得读过一篇回忆文章，提到葛老在讨论“准则”这个词时的坚持，当时有人建议用“制度”或者“规定”，但葛老坚持要用“准则”，为什么？因为“准则”代表着一种公认的原则，一种权威性的判断标准，它更接近国际通用的“Standards”。

在那个新旧体制剧烈碰撞的年代，葛老就像一个高明的翻译官，又像一位耐心的调解员，他一方面要把西方的“权责发生制”、“配比原则”这些概念引进来，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中国国情,考虑到当时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

在我看来，葛老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的“平衡感”。 他不是那种食洋不化的书呆子，他知道照搬美国准则行不通，但他也知道固守旧规就是死路一条，他在“中国特色”和“国际惯例”之间，硬是走出了一条路，今天我们中国会计准则已经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实质性趋同，这棵大树,正是葛老在三十年前亲手种下的苗。

严谨到“抠字眼”的治学态度

现在的年轻人写论文，有时候喜欢用大词，喜欢搞模型，甚至有时候为了凑字数而注水，但葛家澍先生治学，那是出了名的严谨，甚至到了“抠字眼”的地步。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小故事，葛老在指导博士生时，对论文的批注往往比原文还多，有一个学生回忆说，葛老会为了一个概念的定义，什么是资产”，让他查阅从上世纪初到现在的所有外文文献，梳理出这个概念演变的脉络,然后才能动笔。

在葛老看来，会计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每一个定义、每一个确认条件，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他晚年研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于“确认”、“计量”、“列报”这些术语的辨析,简直到了入微的境界。

这就引出了我的一个观点： 这种“较真”的精神，恰恰是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最稀缺的，在实务中，我们经常遇到模棱两可的业务，比如收入确认的时点，比如商誉减值的测试，很多时候，企业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审计师如果不想多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我们能像葛老那样，对每一个会计分录背后的理论依据都“抠”一下，很多财务造假可能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葛老的“抠”,是对真理的敬畏。

师者如兰：那一盏不灭的灯

葛家澍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会计学界的栋梁之才，常勋、吴水澎、黄世忠……这些名字在会计界都是响当当的。

但我更想从人性的角度聊聊他的师生情谊，葛老对学生，那是真的“爱之深，责之切”，他要求学生必须坐得住冷板凳,必须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生活实例中，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深刻：即使是到了晚年，身体抱恙，葛老依然坚持参加学生的论文答辩，有一次，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久坐，大家劝他休息，但他坚持听完，并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长长的评语，他说：“学生的学位论文是学生心血的结晶，也是学术传承的一部分，我必须负责。”

这种师生关系，超越了简单的知识传授，更像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在葛老眼里，会计学不是用来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而是值得用一生去耕耘的“学问”。

我个人非常感慨： 现在的师生关系，有时候变得有点功利，导师叫老板，学生叫打工仔，我们是不是少了一点葛老那样的纯粹？作为注册会计师，我们在带徒弟的时候，是不是也只教了怎么做底稿、怎么用软件，而忘了教他们为什么要坚守职业道德,为什么要像葛老那样敬畏这份职业？

葛家澍精神对当代CPA的启示

聊了这么多葛老的故事，可能有人会问：这都是大理论家的事儿,跟我们这些在一线搬砖的CPA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去了。

第一，是“底气”。 当我们面对客户的不合理要求，面对企业管理层的压力时，我们的底气来自哪里？不仅仅是来自审计准则的条文，更来自我们对会计原理的深刻理解，葛老穷尽一生研究会计的本质，就是告诉我们：会计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内在的逻辑和铁律，掌握了这些，你才能在审计现场挺直腰杆说：“不，这样处理不符合会计准则。”

第二，是“视野”。 葛家澍先生一生都在关注国际会计的发展动态，直到晚年，他还在研究公允价值、研究金融危机后的会计改革，这告诉我们，会计人不能闭门造车，现在的中国正在大力推动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作为CPA，如果我们不懂国际商业语言，不懂背后的经济逻辑,迟早会被淘汰。

第三，是“定力”。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流量为王，赚钱至上，但葛老在厦大做了一辈子的“冷板凳”，直到90多岁还在发表文章，他用一生证明了：做学问、做专业，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对于我们来说，做底稿、查凭证是枯燥的，但正是这枯燥的工作，维护了资本市场的秩序，这种职业荣誉感，是我们需要从葛老那里继承的“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