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来英，从津门重地到国税总局，一位理工男官员的税务治理逻辑与注会行业的新考卷

各位注会行业的同仁、朋友们,大家好。

作为一名在注册会计师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笔耕者，我习惯于透过枯燥的报表和繁杂的法规，去观察那些站在政策制定与执行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我想和大家聊聊一位最近在税务系统备受关注的人物——姚来英。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一位官员？因为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审计、税务咨询的专业人士来说，政策就是风向标，而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就是掌舵的人，姚来英的履历颇为独特，从天津的财政大员，到南开大学的“掌门人”，再到履新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这一路走来，他的“理工男”思维与复杂的经济治理经验碰撞,正在给我们的行业带来一场静水流深的变革。

今天这篇文章，我想抛开那些官样文章的套话，用咱们行业人的视角，聊聊姚来英的治理逻辑，以及这背后,我们每一个注册会计师和税务师将要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津门往事：一位“解题者”的硬仗

要读懂姚来英现在的税务思路,我们必须回过头去看看他在天津的那段日子。

在天津担任副市长期间，姚来英主要分管财政、税务、金融等核心经济工作，那是一段并不轻松的岁月，众所周知，天津当时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渤钢系”债务重整等棘手问题,摆在了桌面上。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业内流传的一个关于处理国企债务的实例，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涉及千亿级别的债务黑洞，债权人众多，银行、信托、甚至包括我们很多做审计的事务所都深陷其中，按照常规的行政思维，这往往是一笔“糊涂账”,拖字诀是常用的。

但姚来英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典型的“解题者”，他有工科背景（毕业于清华大学），这种背景的人往往不喜欢模棱两可，他们喜欢数据，喜欢逻辑闭环，在推动天津国企混改和债务处理的过程中，他展现出的风格是“快刀斩乱麻”,但又极其注重合规与风控。

这里有一个具体的生活实例： 当时天津有一家老牌的制造型国企，因为历史包袱沉重，连年亏损，想要引入战略投资者，但资产负债表实在太难看，很多潜在投资者都被吓退了，按照以往的做法，可能会通过一些“美化”手段先把账做平再说，但在姚来英主导的财政金融体系下，这种路子被堵死了，他更倾向于用市场化的手段，剥离无效资产,做实资产质量。

对于我们注会行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天津那段时期，我们作为审计师，在执行这类国企审计业务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让你“放水”，而是来自监管层对“资产真实性”近乎苛刻的追求，姚来英在天津的执政风格，实际上是在倒逼中介机构归位尽责，他让我们明白，审计不仅仅是给股民看，更是给国资保值增值看,给化解金融风险看。

这种“硬碰硬”的作风,为他后来进入国家税务系统埋下了伏笔。

执掌南开：短暂的“修身”与长远的视野

在调任国家税务总局之前，姚来英曾短暂担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这一步在当时看来有些意外，但现在回过头看,这恰恰是他履历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笔。

高校不同于政府衙门，它象牙塔里藏着智慧，也藏着理想，在南开的那段时间，虽然离具体的税务业务稍远，但却让他有机会从更高的维度去思考“人才”和“长远发展”的问题。

我曾听一位在南开任教的朋友提起过姚来英在校期间的一个细节，那是关于科研经费管理的一次座谈会，以往高校的科研经费报销，流程繁琐得让教授们头大，甚至出现“为了买一瓶墨水填三天单子”的荒诞事，姚来英在会上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直接拿出一张具体的报销单，一项一项地问财务人员：“这个流程真的有必要吗？这是在防范风险，还是在制造内耗？”

他推动了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改革，试图在“合规”与“效率”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个人观点： 我认为这段经历对姚来英至关重要，它让他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的体验者，当他后来进入税务总局，面对数以亿计的市场主体和千万级的纳税人时，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使得他在推动“放管服”改革时，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真的想要去解决那些具体的痛点，对于我们注会行业而言，这预示着未来的监管将不再是“为了管而管”，而是更注重服务的实质，但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诚信的纳税人。

税务总局的新战役：以数治税与“金税四期”

来到国家税务总局，姚来英的身份转变，恰逢中国税务征管改革的关键节点——“金税四期”的全面铺开与“智慧税务”的深度建设。

如果说在天津他是处理存量风险，那么在税务总局,他正在参与构建一个全新的增量秩序。

现在的税务环境，大家应该都深有感触了，以前我们做税务咨询，可能更多是钻政策的空子，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做筹划，但现在呢？感觉路越来越窄了，这就是姚来英等领导层极力推动的“以数治税”。

举个具体的例子： 我有一个做大宗贸易的客户张总，前几年，他的公司通过在税收洼地设立空壳壳公司，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以此少缴了数千万的税款，放在五年前，这可能是一个“经典案例”，但就在去年，税务局的系统自动预警了，系统通过分析他的资金流、货物流和发票流，发现他的进项发票全是高风险地区的品目，而资金流向却是快进快出,没有真实的经营痕迹。

这就是“金税四期”的魅力，也是姚来英这一代技术型官员主推的方向，他们不再单纯依赖人工查账，而是依靠算法,依靠大数据的穿透能力。

在姚来英分管的领域中，非常强调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他曾多次在调研中强调，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税收治理，这听起来很宏大，但落到我们头上，就是每一个会计分录，每一张发票,都必须经得起数据的推敲。

我的个人观点是： 姚来英的这种技术治理逻辑，实际上是在给注会行业“去魅”，过去，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懂点税法技巧，就能帮客户省下大钱，这是我们的“护城河”，但在大数据面前，这些技巧变得透明了，姚来英主导下的税务治理，逼迫我们必须从“税务筹划师”转型为“合规风控师”，这听起来很残酷，因为合规业务往往不如筹划业务那么暴利,但这才是行业长久生存的根本。

营商环境与减税降费：给企业的“定心丸”

除了严管，姚来英的履历中也透露出对“减负”的重视，在天津分管财政时，他就面临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减税降费压力的矛盾，但他始终认为,放水养鱼才是长久之计。

在税务总局，这种理念得到了延续，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制造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空前。

这里我想分享一个身边的小故事，我所在事务所的一个客户，是一家初创的生物医药研发企业，前几年一直是投入期，没有收入，账面亏损，老板一度想要注销公司，因为按照旧的政策，亏损结抵年限有限，且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比例不够高,让他觉得负担太重。

但随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以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的落地，这家企业不仅活了下来，还因为享受了实实在在的税收优惠，有了更多的现金流投入到新药的临床试验中，当税务局的同志上门辅导时，企业老板感慨地说：“这省下来的钱，就是我们的救命钱。”

这种政策的落地，离不开像姚来英这样既懂财政盘子、又懂企业痛点的官员的推动，他明白，只有企业活得好,税收的源泉才不会枯竭。

对于我们注会行业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优惠政策，不仅仅是帮企业申报，更要帮企业规划如何用足用好这些政策，这不再是简单的填表,而是对企业业务模式的深度理解。

注会行业的新考卷：在严管与服务中突围

聊了这么多姚来英,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姚来英的履新，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一代“专家型、技术型、务实型”官员的崛起，给注会行业出了一张新的考卷，这张考卷上，没有送分题,只有必答题。

第一题，是关于“独立性”的。 姚来英在天津处理国企债务时的强硬，以及在税务总局推动严查偷漏税的决心，都在告诉我们：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责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前那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甚至帮着造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必须要学会对客户说“不”，这很难，因为这意味着可能丢掉业务,但这是生存的底线。

第二题，是关于“数字化”的。 如果我们的审计手段还停留在“抽凭、翻凭证”的传统阶段，那么我们将很快被时代淘汰，姚来英推动的“以数治税”，要求我们也必须具备“以数审计”的能力，我们需要掌握数据分析工具，需要理解ERP系统的逻辑,甚至需要一点Python爬虫的技能去抓取公开数据进行比对。

第三题，是关于“宏观视野”的。 姚来英从地方到中央，从财政到税务，他的视野是宏观的，作为注会，我们也不能只盯着企业的一亩三分地，我们需要理解国家的宏观经济战略，理解“双碳”目标、理解“共同富裕”、理解“科技创新”，只有理解了这些大方向，我们才能准确判断企业的业务模式是否符合历史潮流,我们的审计意见和税务建议才能真正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