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旭人，一位重塑中国财政格局的技术型部长与注会行业的变革见证者

作为一名在注会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从业者,每当回望中国财政税收改革的激荡岁月，有一个名字总是绕不开的，这个名字对于我们这些整天和报表、税法、审计底稿打交道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历史记忆。

他,就是谢旭人。

提起谢旭人,很多年轻一辈的会计从业者可能觉得有些陌生，但对于经历过2007年到2013年那个黄金时期的“老注会”他是一位真正的“技术型”掌舵人，他主政财政部的岁月，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节点，他以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力量，推动了中国税制改革中最艰难的几块“硬骨头”，也直接改变了我们审计工作的底层逻辑。

我想跳出枯燥的条文,用更生活化的视角，和大家聊聊这位财政老兵，以及他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如何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会计人的职业生涯。

那个“两税合一”的破局时刻：公平的回归

把时钟拨回到2007年,那一年，谢旭人接掌财政部，对于当时的注会行业来说，最头疼的事情之一，就是企业所得税的“双轨制”。

那时候,我们在做审计底稿时，手里得拿两本算盘：一本算内资企业的33%，一本算外资企业的15%甚至更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一家合资企业做审计项目负责人，这家企业生产电子元件，为了享受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公司架构设计得像迷宫一样，中间穿插着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每次做所得税汇算清缴，我们都得像侦探一样，去穿透那一层层股权结构，只为了证明它确实符合“外资”的身份，从而帮客户省下真金白银。

这种“身份歧视”不仅让内资企业叫苦不迭，也让我们这些中介机构在合规性上走了很多弯路。

谢旭人上任后,力推的“大招”之一，就是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二，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具政治勇气和经济智慧的决定，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税率统一调整为25%。

个人观点： 我认为，这是谢旭人任内最漂亮的一笔“减法”，他减去的不仅仅是税率的差异，更是体制内的壁垒。

记得那一年春节刚过,我去一家原本享受外资待遇的制造企业出外勤，老板看着新的测算表，虽然嘴上抱怨税率涨了，但心里却松了一口气，他对我说：“以前为了维持这个‘外资’身份，每年得花大价钱请咨询公司做架构维护，还得担心政策变，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起跑线上，拼的是硬实力，反而不累了。”

对于我们审计师而言,这一变革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底稿的标准化，我们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界定“外资性质”，而是回归到业务本身，去关注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谢旭人用这一招，倒逼中国企业从“寻租”转向“创新”，也让我们注会行业的服务重心回归到了本源。

增值税转型：给实体经济的一剂强心针

如果说“两税合一”是做减法，那么增值税转型就是谢旭人任内的一场深刻的“加法”——给企业加活力，给固定资产加抵扣。

在谢旭人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这意味着，企业买机器设备、建厂房的进项税是不能抵扣的，相当于对资本密集型企业重复征税，那时候，我去一家重资产的钢铁厂审计，看到他们账面上趴着巨额的固定资产，却无法抵扣进项，税负之重让人咋舌，厂长曾私下跟我吐槽：“我想更新设备，但一算税，就不敢动了。”

谢旭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推动了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允许企业抵扣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这项改革最初在东北试点，后来推向全国。

生活实例： 我有一个客户是做精密机械加工的民营企业家老张，2009年，增值税转型全面推开，老张当时犹豫了很久，要不要买那台价值一千多万的德国进口加工中心，按照旧政策，这笔钱里含的税是纯成本，但在新政策下，这笔进项税可以抵扣。

那天在老张满是油污的办公室里,我拿着计算器给他算了一笔账：“张总，这台设备买下来，虽然要掏一千多万，但抵扣的税额能让你少交将近一百五十万的增值税，相当于机器打了八五折。”

老张眼睛一亮,拍板决定下单，三年后，这家企业凭借这台设备的加工精度，成功打入了一家世界500强的供应链。

个人观点： 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谢旭人作为“技术官僚”的务实，他不像有些官员那样只盯着眼前的财政收入，而是懂得“放水养鱼”，通过抵扣固定资产进项，实际上是国家在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对于我们注会来说，审计的重点也随之转移：我们开始更关注固定资产的权属、抵扣凭证的合规性，以及这项政策对企业经营性现金流产生的巨大正向影响，这种政策红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让枯燥的税法变成了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让中国账本读懂世界

作为注会,我们最关心的除了税，就是会计准则，谢旭人在任期间，正是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实现实质性趋同的关键时期。

以前,我们做跨国业务或者帮助国内企业海外上市时，最头疼的就是“调表”，国内一套准则，国际一套准则，两套报表差异巨大，不仅增加了审计成本，也让国际投资者看不懂中国的企业。

谢旭人大力推动会计准则的等效互认,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接轨，更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通行证”。

生活实例： 2010年左右，我参与了一家大型央企在港股上市的审计项目，那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趋同”带来的便利，以前，我们需要做大量的调整分录来 reconcile（调节）国内准则和IFRS的差异，那段时间，项目组经常加班到凌晨，对着密密麻麻的Excel表格，眼睛都看花了。

但在那次项目中,由于准则的趋同，大部分财务数据可以直接“原样搬运”，虽然还有少量的特殊调整（比如某些公允价值的计量），但工作量相比以前减少了至少30%，我记得那个项目的合伙人感慨道：“以前我们是‘翻译’，现在我们才是真正的‘审计’。”

个人观点： 很多人觉得会计准则离生活很远，其实不然，谢旭人推动的这一变革，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国际融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中国注会行业的地位，我们不再是只会做本土账的“土会计师”，而是能够用国际通用语言讲述中国商业故事的“专业人士”，这种职业尊严感的提升，是谢旭人留给行业的一笔无形资产。

“铁算盘”的柔情：超收与民生

在媒体的评价中,谢旭人常被称为“铁算盘”，这个称呼既是对他专业能力的肯定，也隐含着对他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印象，但在我看来，这把“铁算盘”背后，藏着一种深沉的民生情怀。

谢旭人执政期间,中国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收”，对于这笔多出来的钱，怎么花？是政府部门自我改善，还是回馈百姓？谢旭人的选择很明确：向民生倾斜。

他多次强调,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他的推动下，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的占比大幅提升。

生活实例： 我身边有一个真实的例子，我的表姐是一名乡村教师，在谢旭人主政财政部的后期，国家开始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绩效工资改革，表姐的工资卡上，第一次多出了一笔可观的绩效工资。

那年春节回家,表姐高兴地跟我说：“以前教书全凭良心，日子过得紧巴巴，现在国家财政给教育投钱了，不仅工资涨了，学校的校舍翻修也有专项资金，不用再天天找村里化缘了。”

虽然这与我们的审计业务看似无关,但作为财政政策的观察者，我深知这背后的意义，这意味着财政资金的分配逻辑变了，对于我们审计师来说，这也意味着工作内容的拓展，后来，政府审计项目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去审核这些民生资金是否真的用到了刀刃上，这种从“查账”到“问效”的转变，正是谢旭人“科学化、精细化”财政管理理念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