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分税制，一个老会计眼中的国家账本与你的生活

你好，我是老陈，在注会这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天天跟报表、审计底稿和税务筹划打交道，很多人觉得我们做会计的，眼里只有枯燥的数字和冷冰冰的法规，其实不然，数字背后是人情世故,法规背后是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

今天咱们不聊怎么通过CPA考试，也不聊复杂的合并报表技巧，我想跟你聊聊一个看似宏大，实则与咱们每个人钱包息息相关的命题——什么是分税制。

这听起来像是个政治经济学的课本名词，对吧？但在我看来，分税制其实就是国家这个“大公司”和地方政府这个“分公司”之间，关于怎么分钱、怎么花钱的一本总账，这本账，算清楚了，你就能看懂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也能看懂现在房价的逻辑，甚至能看懂你所在城市的马路为什么修得这么快（或者这么慢）。

1994年以前的“大锅饭”日子

要理解分税制,咱们得先回到1994年之前。

那时候还没有分税制，实行的是“财政包干制”，这啥意思呢？就好比国家是总公司，各省是分公司，总公司跟分公司说：“你今年能赚100块，那就给我交20块，剩下的80块你自己留着花，多赚的我也不要你的，亏了我也不管你。”

这政策一开始挺好，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广东、江苏这些沿海省份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经济搞得热火朝天。

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作为“总公司”的中央政府,手里没钱了。

我听老一辈的会计讲过那个段子，说是90年代初，中央财政甚至要向富裕省份“借钱”过日子，这就好比董事长手里没钱发工资，还得跟分公司经理借钱，这腰杆子怎么能硬得起来？中央想搞三峡工程、想搞国防建设、想调控宏观经济，兜里比脸还干净,这事儿怎么干？

地方为了少交那点“利润”，开始玩起了财务游戏，把收入藏起来，叫“藏富于民”或者“藏富于企”，明明赚了100块，账上只写30块，剩下70块私下里搞体外循环，这就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中央财政赤字严重，国家能力弱化；二是地区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的地方富得流油,穷的地方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

改革势在必行,这就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大背景。

1994年的“惊险一跃”：切蛋糕的艺术

1994年，在朱镕基总理的力推下，分税制改革正式落地，这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惊险、也最深刻的一次利益再分配。

分税制就是把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

这就像切蛋糕，以前蛋糕怎么切，大家商量着来；国家拿走了切蛋糕的大刀。

哪些钱归中央？ 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归中央，比如关税，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消费税等，这些是大头，是“中央税”。

哪些钱归地方？ 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归地方，比如营业税（现在已被增值税取代）、房产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这些通常比较零散，叫“地方税”。

哪些钱大家分？ 这最重要，共享税”，最核心的就是增值税。改革前，增值税基本是地方的，改革后，增值税变成了中央拿75%，地方拿25%，你看，这一刀切下去,地方手里的一大块收入瞬间就到了中央手里。

我的个人观点： 很多人觉得分税制是中央“抢”了地方的钱，但我站在财务管理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必要的“集权”，一个集团总部，如果没有资金调配能力，那它就是个摆设，分税制让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22%直接跳到了1994年的55.7%，有了这笔钱，国家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有后来的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以及现在咱们引以为傲的高铁网络。

没有分税制，就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这一点,必须给分税制记头功。

生活实例：你交的钱去哪了？

咱们别光讲大道理，来点具体的，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每天都在跟分税制打交道,只是你没察觉。

去商场买件衣服 你花了1000块买件大衣，这里面包含了13%的增值税（假设是标准税率），大概130块。在分税制下，这130块里，75%（约97.5元）要上交给中央国库，剩下的25%（约32.5元）留在地方国库。你看，你仅仅是买件衣服,就已经在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做贡献了。

加满一箱油 你去加油站加满一箱油，花了500块，这里面包含了消费税、增值税以及附加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成品油消费税是中央税，这一大块是直接归中央的，用来修国道、省道,或者补贴公共交通。

买房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你买了一套房子，交了契税、印花税，契税是地方税，这笔钱是留在市里、区里，用来给你家门口修公园、搞环卫的。如果这房子是开发商建的，开发商盖房过程中买材料、买设备交的增值税,大头又被中央拿走了。

通过这些例子，你能清晰地看到，分税制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你口袋里的钱，按照既定的规则,分流到了中央和地方两个池子里。

分税制的“副作用”：土地财政的由来

说到这，你可能会问：“老陈，既然中央拿了大头，那地方不是亏了吗？地方还要搞建设、还要发工资、还要办教育，钱从哪来？”

问到了点子上！这正是分税制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作为一个会计人，最想跟你探讨的“副作用”。

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权（收钱的权力）上收了，但事权（干活的义务）没变，甚至随着城市化进程，事权还在不断增加，修桥铺路要钱，医疗教育要钱,招商引资还要钱。

这叫什么？这就叫“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就像一个被压榨了收入的分公司,业绩指标却年年涨。

那怎么办？地方政府被逼急了，开始寻找新的财源，这时候，他们发现了手中的王牌——土地。

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他们把地从农民手里征过来，稍微平整一下，通过“招拍挂”卖给开发商，卖地收入，也就是“土地出让金”，这笔钱属于地方政府基金预算，不进入分税制的盘子,中央不拿走！

这就是著名的“土地财政”的由来。

我的个人观点： 虽然现在大家都在骂高房价，骂土地财政，但咱们得客观地看历史，在分税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土地财政其实是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引擎，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拿到了巨额资金，然后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修地铁、建机场、搞绿化。

这形成了一个闭环：卖地 -> 搞基建 -> 城市变漂亮 -> 吸引更多企业和人 -> 土地更值钱 -> 卖更多地。

咱们今天看到的一二线城市那光鲜亮丽的天际线，背后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个逻辑支撑起来的，如果没有分税制逼出来的土地财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能要慢上几十年。

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个模式玩久了,弊端就暴露无遗。

房价高企： 既然政府依赖卖地赚钱，那自然希望地价越高越好，面粉贵了，面包自然就贵，买房的年轻人背负了沉重的房贷。 实体经济受挤压： 既然炒地皮来钱这么快，谁还辛辛苦苦搞实业？很多企业甚至把本来用于研发的钱拿去炒房。 地方债务风险： 地总有卖完的一天，为了维持高投入，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城投公司等平台借钱，这些隐性债务,现在成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