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家澍，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中国会计学界泰斗的遗产与当代注会的启示

作为一名在注册会计师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从业者,我们每天面对的是底稿、审计准则、复杂的财报数据，以及永远在倒逼我们进化的监管环境，在这个充满了焦虑和数字的世界里，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些冰冷的规则背后，其实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构建起来的思想大厦。

我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名字,对于很多年轻的95后、00后审计师或财务人来说，这个名字可能只出现在教材的某个引用文献里，显得有些遥远，但对于中国会计界而言，他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

他就是葛家澍先生。

那个“破冰”的年代：从“资金平衡表”到“资产负债表”

要把葛老的故事讲好,我们得先把时钟拨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于会计人来说，那是一个“荒原”与“黎明”交织的时代。

我想起我的老所长,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资深注会，他常跟我讲那个年代的故事，他说，那时候做账不叫“做账”，叫“记账”，那时候没有“公允价值”，没有“实质重于形式”，甚至连“资产”和“负债”的概念都是模糊的，那时候我们用的是苏联模式的“资金平衡表”，讲究的是“资金占用=资金来源”，那是为了服务于计划经济，为了管钱，而不是为了反映经济现实。

葛家澍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的“破冰者”。

大家试想一下,当整个社会都在谈论阶级斗争，会计被视为单纯的“工具”甚至“记账员”的时候，葛老在厦门大学的校园里，开始重新思考会计的本质，他不仅仅是在翻译西方的会计理论，他是在做一件极其危险又极其伟大的事情——为会计正名。

他提出了“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这一著名论断，这句话现在听起来稀松平常，甚至有点像教科书上的废话，但在当时，这简直是一声惊雷，它把会计从枯燥的写写算算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它管理经济、提供决策信息的科学地位。

这里我要发表一个我个人的观点：

很多人觉得理论没用,觉得做注会只要会刷题、会背准则就够了，但葛家澍先生的事迹告诉我们，没有理论的实务是盲目的，当年如果不是葛老这批理论家在顶层设计上把“资金平衡表”扭转为“资产负债表”，把“借贷记账法”从被批判的地位中扶正，我们今天手里的审计底稿可能完全是另一套逻辑，根本无法与国际接轨，我们今天能看懂美股财报，能做跨国审计，底层的逻辑地基是葛老他们那一辈人打下的，这就是理论的力量，它虽然看不见，但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常青树”的智慧：准则制定背后的博弈

葛家澍先生被称为中国会计学界的“常青树”，这不仅因为他高寿，更因为他的学术生命贯穿了中国会计准则建设的全过程。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做审计时天天挂在嘴边的“权责发生制”、“配比原则”、“实质重于形式”，这些原则在中国的确立，葛老都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举个具体的例子,在90年代初，中国开始建立资本市场，企业开始上市，这时候，一个巨大的难题出现了：我们要不要照搬美国的GAAP？还是坚持我们自己的“特色”？当时争议非常大。

我记得刚入行时,带我的项目经理曾指着一份90年代的上市公司底稿跟我吐槽：“你看这个坏账准备，以前居然是按照国家规定比例硬提的，根本不管企业实际风险。”这就是当时的环境。

葛家澍先生作为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核心专家,他展现出了极高的智慧，他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固步自封，他主张“借鉴国际惯例，结合中国国情”。

这就是我想分享的生活实例：

这就好比我们在给一家制造业企业做存货审计,按照最先进的理念，我们要用复杂的模型测算跌价准备，但如果这家企业还在用手工记账，管理极其混乱，你强行套用那个模型，出来的数字就是个笑话。

葛老在制定准则时,就是这种“老中医”的把脉思路，他极力推动“谨慎性原则”的引入，允许企业计提减值准备，这在当时可是动了无数国有企业的“奶酪”，因为一旦计提减值，利润就没了，厂长经理们的考核就完蛋了，但葛老顶住了压力，因为他知道，会计必须说真话，哪怕真话很刺耳。

我的个人观点是：

现在的注会行业,有时候太过于依赖“模板”和“套路”，我们经常抱怨准则更新太快，从收入准则到租赁准则，改得让人头秃，但如果我们读懂了葛家澍先生当年的博弈，就会明白，每一次准则的修改，都是商业环境倒逼会计语言进化的结果，葛老教导我们，不要死记硬背准则的条文，要理解条文背后的经济实质，这正是我们审计师的核心价值所在——我们不是复读机，我们是商业真相的翻译官。

严师与慈父：会计人的风骨

除了学术上的成就,葛家澍先生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作为师者的风骨。

在行业内,厦门大学会计系被称为“中国会计界的黄埔军校”，而葛家澍先生就是这所军校的“校长”，他培养了一大批现在的学界泰斗和实务精英，比如现在的厦大校长张彦、很多知名的会计教授都出自他的门下。

关于葛老的严格,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曾经有一位博士生，论文答辩前非常自信，觉得自己的模型无懈可击，结果葛老拿着论文，指着其中的一处注释问：“这个数据的出处，你核实过原始文献吗？”学生说是引用的某本名著，葛老摇摇头，起身去书架翻出了那本外文原著，指着原文说：“这里翻译错了，原作者的意思是A，不是B，你以讹传讹，整个论证的基础就偏了。”

这种对学术的敬畏,对细节的较真，难道不正是我们注册会计师最需要的精神吗？

我想结合一下现在的审计工作环境：

现在的年审季,我们为了赶进度，很多时候是在“复制粘贴”，上一年的底稿拿来改改日期，今年的分析性复核随便填个理由，只要抽凭抽到了，就万事大吉，我们有没有像葛老那样，对每一个数字背后的原始凭证保持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

我的个人观点非常鲜明：

葛家澍先生那种“求真务实”的学风，是治疗当前行业浮躁病的一剂良药，我们经常看到审计失败的案例，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技术有多难，而是因为审计师“懒得去核实”，或者“默认客户是诚实的”，葛老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会计容不得半点虚假，因为你是受托于公众的。

葛家澍与AI时代的注会：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他？

葛家澍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2013年逝世），但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席卷而来的今天，重温他的思想显得尤为珍贵。

现在行业里都在讨论AI会不会取代初级审计师,确实，抽凭、核对、甚至简单的比率分析，AI做得比我们好一万倍，人的价值在哪里？

葛家澍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定义了会计是“信息系统”，既然是系统，就需要输入、处理和输出，AI可以极大地优化处理过程，但系统的定义权、解释权、以及基于道德的判断权，永远在人手里。

举个生活中的例子,现在的智能投顾可以根据算法给你推荐股票，就像AI可以根据算法帮你生成审计调整分录，当一家企业利用复杂的金融工具进行表外融资，试图掩盖债务风险时，AI可能只能识别出合同字面上的合规，而只有受过葛家澍式理论训练的注册会计师，才能运用“实质重于形式”这一原则，看穿交易背后的商业动机，将其识别为融资行为而非销售行为。

这种洞察力,源于对会计本质的深刻理解，而这正是葛老一生所传授的。

对此，我有一个强烈的观点：

未来的注会行业,会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行业，低端的数据搬运工会被AI淘汰，但高端的“会计医生”会更加稀缺，而要成为高端人才，唯一的路径就是回归理论，回归基础，去读读葛家澍先生的《会计学原理》，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定义“所有者权益”，为什么要区分“收入”和“利得”，这些看似枯燥的哲学思辨，是你未来面对复杂商业创新时，能够一眼看穿本质的“火眼金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