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会计网，猪价什么时候会回升？
作为中国的养猪大户之一的温氏股份，认为生猪价格已经跌倒谷底。这是真的吗？温氏股份表示，这段时间商品生猪价格阶段性低价，原因是大养猪企业放量，小散退出慢，另一方面不论是大养猪企业还是个体养猪集中出栏，供给端供给量减少后，价格自然会有回升。
从市场需求来分析，生猪价格再下跌的可能性很小，存栏的生猪出栏后会有所上涨，但真正猪周期猪价上涨，首先去产能，还需要一定时间，需要等到散养户、中小养猪企业淘汰之后。
我在看到温氏的这翻话觉得很生气，凭什么拿着国家给的补助贷款，自己还要加大压栏，而农村散户养猪的朋友何来贷款？最后却要散养户跟小型养猪场来买单？说是生猪集中出栏，但是生猪集中出栏到底应该怪到谁的头上？
养猪的朋友都知道生猪价格从年初到5月上旬整体下跌超过30%，目前养猪人仍然存在压栏的情况。综合养猪人手中生猪存栏情况以及夏季人们对肉类的需求相对较低等因素一起来看，生猪价格整体上涨空间不会太大。
目前生猪价格已经连续亏损两个多月，但整体来看各大上市养猪企业集团资金较为充足。部分扩张速度较快的公司资金风险较大，比如牧原，为缩小风险，牧原一边放慢现在正在建设的项目，转手拿出资金用于理财；另一方面加大仔猪、怀孕母猪的出售。据了解，大北农养猪集团把二元母猪开始当作肥猪出售，价格下调至6元。
根据大数据分析，今年第一季度上市集团投资养猪55.10亿，较去年低了46.49%。按照投资金额排名的话，前三名是新希望、大北农、牧原。当然，这是上市猪场的投资计划，若要看实际产能的开工、竣工，温氏则遥遥领先。
2018年4月份，温氏董事陈温志芬回答投资人提问时表示，温氏未来会继续扩张。2018年，温氏将加快种猪场项目布建，预计开工产能607万头生猪，竣工产能563万头。按照这个速度，2025年出栏5000万头生猪的目标完全可以实现。
这就能说明，在如今低迷的生猪价格背后，不同的公司操作策略不一样。但总体来说，猪价持续下跌，使得整个养猪集团的投资已经明显放慢。
另外养猪的亏损直接反映在了各上市养猪集团的财务报表。雏鹰4月份销售报表统计，生猪19.4万头，销售收入2.3亿元。商品肉猪出售16.2万头，普通生猪出售价格为10.14元/公斤，对比3月降了0.88%，销售收入为2.19亿元。温氏4月出售商品肉猪194万头，收入23亿元，销售均价为10.01元/公斤。
由于规模化猪场增加，销售商品生猪扩张快，同时抵抗风险能力也在逐步上升，导致养猪业商品肉猪消化进程延缓，从而拉长本轮猪周期的持续时间，同时亏损时间也在被拉长！
最后我坚信，未来养猪发展肯定不是一枝独秀，一定是两极分化：即规模化猪场跟个体散养户（50-300头母猪）。
因此养猪的朋友不要放弃，剩者为王，养猪的朋友们，加油！
海瑞这样清廉且富有才华的人？
“贪官要奸，清官要更奸，要不怎么对付的了那些坏人！”——台词《九品芝麻官》
电影台词反映出了一种“官场博弈理论”——以现实来对抗现实，用更为“奸滑”的头脑来对付奸佞之人。当然，此理论也存在对立面，那就是“以理想道德来对抗现实”，用一种极端遵从道德伦理的标杆来约束现实，而奉行这套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海瑞。
若想变革制度，第一步是“加入”？还是“对抗”？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的实干派官员，大多具有打破官场规则和改革制度的雄心。而能成事者，几乎都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按照原有规则登上权力顶峰，再以至上权力来变革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先加入，后对抗”。明朝的张居正，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都是如此。
张居正想变革朝廷的税收制度，必须要大权独揽后方能实施；曾国藩李鸿章想大办洋务，师夷长技，也必须授任总督统管一方后才能落实。曾国藩曾教导李鸿章“若想变革疏弊，须在现有制度中存活发展，否则一腔热血，报国之志，终将难以实现。”
而海瑞就有别于此，他的为官理念与理想，从开始仕途的那一刻便公诸于世，上至皇帝权臣，下到黎民百姓，都知道他是一个清廉至极、恪守伦理道理的人。
海瑞的“对抗人生”海瑞最开始的“成名之举”，就是以七品小官之职，对抗胡宗宪（家属）滥用权力的行为。
要知道当时的胡宗宪可谓如日中天——上有内阁首辅大臣严嵩支持，下以总督之职责任防御倭寇，官风犀利，百姓官员凛然畏惧。如果放置一般官员身上，巴结胡宗宪的家属甚至裙带都恐来不及，而小小的淳安知县海瑞，却要虎口拔须。
而后就是“对抗”鄢懋卿趁办理盐税之务大兴奢靡贿赂之风的行动。海瑞很排斥这种借公务而到地方上大肆敛财官场行为。但对于一个小小的知县来说，他的主张并没有太多话语权，即使他的言语中含带了一些抗命成分。
海瑞仕途的开始，就表明他难以通过正常的官职升迁获得上升机会，甚至在上司的眼里早就在为海瑞挖好了“退仕的坑”，要不是海瑞清廉至极，言行一致，恐怕早就被罢官免职，更何谈入阁拜相。
清廉是为官的态度；务实才是能臣干吏的标准尽管在后期，海瑞确实在命运的眷顾下，面圣了嘉靖帝，但他以训责为主的奏疏，着实让皇帝乃至群臣都感觉这样的一个人，在行政上绝对“不靠谱”——徒慕名声，不重现实治世规律。
在之后的隆庆朝，海瑞给自己“争取”一了有实权的、且是朝廷破例的行政官职——南直隶巡抚（进士才可任职）。
海瑞一上任就按照他的“清廉行政，道德伦理”开始强加于政。上至官员府县饮食标准，材料损耗；下至百姓结婚，寡妇改嫁，事无巨细，大小一览，全部出台明文并要遵守。很明显，海瑞为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结合现实问题来考虑政策，而是只凭自己心中的清廉道德为唯一准绳。
就拿富户下发高利贷，并购贫民土地这种问题来说，海瑞直接强制性地要求富户缩减田地，或归还百姓。这在道德情绪上能拉拢到大批底层百姓的叫好，但出于行政来说，这样的方式并不能真正缓和贫富之间的差距，甚至会将矛头指向国家制度之中，而且过于紧张的官民关系会导致他的一步步举措寸步难行。
还有就是为民判案。都说“海青天”执法严苛一丝不苟，但这都适合权贵和弱者之间的矛盾，而且恰好是权贵一方确实存在践踏法理的事实。但如果权贵一方并无不妥之处，则海瑞的“公平”就会有失偏颇；在不含阶层矛盾的案件中，海瑞的伦理道德甚至完全违背了现实公平：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这就是海瑞，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会以道德凌驾于公平法治之上的人。
海瑞在不韵官场规则的情况下，试图以一己之力扭转社会的巨大力量，完全是螳臂当车。而他的主张也难以拉拢到官场上其他的力量来辅助其完成理想。
总结纵观海瑞为官的一生，他试图用某种特定小环境下合适的规则，去套用到更大环境中去，而他不从现实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的态度，终将难以在现实治世中有所建树。
用一句话总结海瑞：为小吏可造福一方百姓；为朝臣却不能以社稷而思。
宁电是什么大学？
宁国广播电视大学。
宁国广播电视大学（简称宁国电大）是安徽省宁国市唯一有资格承办高等学历教育的办学机构，创办20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下，办学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占地2亩，2002年11月宁国电大配合安徽电大宣城分校接受了教育部专家组“远程开放教育中期评估验收”，得到教育部专家组的好评。
宁国电大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已成为宁国市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基地。
该校由创办初期3个专科专业发展到有小学教育、工民建、护理、计算机、法律、英语、财会、工商经济管理、市场营销、农经管理等10个专科专业和计算机、法学、会计学、汉语言、英语、数学等6个本科专业。
宁国电大有教学面积4000多平米、拥有6个多媒体多功能教室、2个卫星数字接受系统，85台微机组成的局域网、通过光缆接通国际联网 , 并于2002年8月建立了自己的教学服务网站,现在学员们除了可用电视、VCD 媒体辅助书本学习以外，还可以使用网上多媒体教材学习，通过网络“答疑在线”解决学习上的困难。
为保证教学力量宁国电大高薪聘请高校教授来我校讲学，同时聘请宁国市优秀人才担任辅导教师。
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
土木堡之变发生于明朝正统14年（1449）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毕竟没有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其前期遇到过皇帝亲征北方游牧民族被俘的事情。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土木堡事变之前的情况在元朝末期，朱元璋北伐把蒙古人赶出中原地区后，随着北元的衰微，北方地区分裂成了三大势力：瓦剌、鞑靼、兀良哈三卫。这三大势力经常相互攻阀，也与历代北方游牧民族一样，经常南下骚扰。朱元璋为了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加强了长城的修建，并在北方封了几个强大的藩王，拱卫中原。
靖难之役后，朱棣夺取了大明王朝的皇位，并于永乐八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北伐蒙古高原，由于朱棣出色的军事能力，经过朱棣时期的五次北伐，当时蒙古高原的瓦剌和鞑靼基本被打爆，向明朝俯首称臣。
其实从平衡角度来说，明朝完全可以在瓦剌和鞑靼之间搞平衡。如果瓦剌强大了，就帮助下鞑靼，如果鞑靼强大了就出兵攻打下鞑靼，让他们不断地相互攻阀才是最好的策略，可是朱棣需要军功。如永乐12年，瓦剌强大了起来，鞑靼向朱棣求援，朱棣便带兵攻打瓦剌。永乐16年，瓦剌被鞑靼打的很惨，朱棣便三次亲征鞑靼，等于是帮了瓦剌的忙。
▲在也先时代，瓦剌实现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兀良哈三卫就是朵颜三卫，他们是另一种存在，很早就归附了明朝，并在靖难之役中成为了朱棣手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
朱棣去世之后15年，瓦剌的也先继承了部落首领的位置，他凭借着部落强大的实力和出色的军事能力，吞并了鞑靼统一了整个蒙古高原，成为了明朝的重大威胁。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一旦统一，那么往往就是南方的中原王朝战事频繁的时候，原因也很简单，没统一之前草原部落之间经常相互掐架，统一了就不存在相互掐架的问题，可以放心出动主力部队长期南下了。
此时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镇已经继位13年了，也先也派人前来朝贡。在朝贡之前，也先贿赂了明朝派来的使者，顺便也问了下使者能不能和明朝结亲，而明朝的使者竟然一口答应了和亲的事情。
也先到明朝朝贡的使团到了北京后，先是朱祁镇宠信的太监王振把他们朝贡的马的价钱给砍了不少，至于和亲的事情明朝没有任何表示（是使者私自答应的，明庭不知道有这回事），这引起了也先的不满。于是也先召集了部下，想要给明朝一个教训，明朝与瓦剌之间的战争由此开始。
皇帝出征，悲剧土木堡娶不到明朝公主的也先就出兵四路南下，大肆抢掠。明朝的边将根本不是也先的对手，一时间多处败报就传到了北京。
此时明朝的皇帝朱祁镇正值22岁的壮年时期，年轻气盛。平时他非常厌烦内阁老臣的“教导”，在他看来，内阁的老臣们一直都把他当成了小孩，他非常想摆脱老臣们对自己的这种看法。而太监王振不断地煽风点火，鼓动他拿出成祖朱棣的威武，率军北伐，封狼居胥，创造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功伟业。
最后，朱祁镇在内阁大臣们的一片反对声下，于1449年7月16日率军25万（号称50万）从北京出发，并由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护驾从征，可谓阵容强大。
实际上这次出征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时出征的队伍中有不少擅长作战的将领，但他们都要听从根本不懂军事的太监王振。
▲从北京到宣化的进军路线
1449年7月19日，英宗率领的明朝大军出居庸关，来到宣府，准备往大同方向进军。
一路行进的大军路上却不断传来前方的败报，士兵们在风雨交加中行军，士气非常低落。因为准备不足，没有足够的军粮，不少士兵一路又累又饿，导致士兵一路饿死了不少，还有士兵开起了小差。
▲作死的王振偏偏要绕路，走了蔚州，作死了整支明朝大军
也先则并不急于与明军决战，他故意避开了明军主力，引诱明军深入。到了8月1日，大军抵达大同。不懂军事的王振不顾大臣们的反对，自持有皇帝撑腰，硬是要大军出关北进。而北进的大军前部接连被也先击败，前方不断传来的战败报告，使得王振也觉得实在不能北进了，便打算班师回朝。
▲其实走紫荆关是最为安全的路线
至于撤退的路线，大同的总兵官因为熟悉路线，他建议从紫荆关撤退，实际上如果从紫荆关撤退是非常安全的，当王振虚荣心特别强，他想要大军路过他的家乡蔚州，好在相亲面显得逼格满满。
就这样，本来走紫荆关撤退的路线改走了蔚州，一路上他又怕大军践踏家乡乡亲们的田地，又改变了路线，折往了宣府。这二十多万大军就这样反复折腾，搞起了武装游行，士兵们早就被折腾的疲惫不堪。
▲就这样，二十多万大军作死到了土木堡
明军这波操作走位实在风骚，可是也先不糊涂，就在明军在路上不断折腾的时候也先的大军出现了，把明朝的3万骑兵打得全军覆没。王振一看大事不好，便仓皇逃到了土木堡。这个时候如果一直往北京方向逃，也不至于会导致后来的惨剧，可是王振这样的猪头又着实坑了明军一把，他眼看后队的千辆马车没有跟上，就下令大军就地扎营。此时军中的兵部尚书邝埜建议赶快撤到居庸关，也先的大军已经不远，王振却严词拒绝了撤退的建议，甚至扬言“有敢议论者斩”。
8月14日，明朝大军驻扎在了土木堡，此地地势较高，山上无水，就算挖井也挖不到水。水源主要靠南方15里处的永定河，但此时已经被瓦剌军占领。第二天瓦剌大军便包围了土木堡。也先假意和谈，并佯装撤退。于是多日没有进水的明朝大军一窝蜂地跑到了桑干河尽情饮水。可是水还没喝上两口，也先的大军就来了，明军被打的措手不及，明军大败，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朱祁镇一看大势已去，就地下马等着被俘了。
▲明军以为也先走了，到了河边遭到也先突袭，全军覆没，英宗被俘
这一战明朝精英损失惨重，包括了太师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一大批朝中重臣，有50-60人之多。
这就是土木堡之变的过程，二十多万大军其实是被一顿骚操作作死作掉的。
那么从这整个事件反应了大明王朝什么样的致命问题呢？
其实整个明朝来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皇权体系，在朱元璋开始就废除了宰相制度，整个王朝来说，没有出现过权臣夺权、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大将兵变等等威胁到皇权的事件，究其原因，是因为所有的大权都掌握在了皇帝一人之手。
高度集权的皇权体系，有两个致命的缺点，在土木堡之变中全部体现出来了：
一是需要能力超强的皇帝作为一个皇帝来说，他的素质主要有政治、外交、用人等等方面，而土木堡之变中所需要的是一个皇帝的军事能力，所以在此只谈军事能力问题。如果是朱棣的话，带着几十万大军先后五次北伐不但没出过事，还取得了不少的战果，但是英宗就打了这么一次就出了这么大的幺蛾子，原因就在于英宗确实不会打仗。正因为英宗不会打仗，权力又全部在他手上，纵然一起出征的有很多能征善战的大将，他们的才能也只能被没有军事能力的皇帝压着。领导的能力决定了整个团队的能量，这个判断其实一点都不错。
▲皇帝出征往往有一个豪华的侍从队伍，还要有不少士兵来护驾
整个过程中，比如二十五万大军这么庞大的军队出征，连物资准备都没准备好，以至于一路上士兵都是饿着肚子行军，这那还能有战斗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凡是稍微会一点军事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古今中外凡是军事家，都非常注重军队的后勤补给，在没有保证军队补给的情况下，他们都不会贸然出兵。
这一战表面上看起来是王振在指挥，实际上还是英宗，是英宗授予了王振统兵的权力，王振才可以这样猪脑袋一样的指挥军队，实际的军事指挥权，是在于英宗。除了物资准备外，此战的目标是什么，怎样行军，用那些大将统帅那些部队，这些全都没有任何计划，所犯的都是低级失误，所以这一战是由于英宗在军事上的无能造成的。
有观点认为英宗出战是因为皇权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这根胡扯没什么两样。土木堡之变完全是军事上的问题，其实和政治上的问题没多大关系，毕竟25万明军对战3万瓦剌军队，打的稍微正常一点都不至于会惨败。
一位合格的将领，至少能做到后勤供应充足，正常行军，遇到敌人作战虽然打的不够精彩，但也能做到和敌方正常交战。出色的将领能够察觉对方的进攻意图，甚至能判断出对方主攻那里，佯攻那里，自己如何作战才能战胜对手，等等。整个土木堡之变的过程，整个明军完全就跟傻子一样给也先送人头，而且反复来回在危险地带走来走去，生怕给人家送的人头不够，要全送了才罢休似的，从中可以看出，英宗在军事上完全属于弱智水平。
▲英宗皇帝表示这个技术活太难了，还是让我爷爷成祖来吧
打仗毕竟是个技术活，没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几十万大军的出战，就变成了送人头行为了。
二是没有容错率没有容错率，意思就是一旦错了就会一错到底，且无法纠正错误。如果有容错率的话，意思就是出错的情况下，有挽救的余地。
正因为权力全部集中在英宗手上，他决定亲征的行为本身就是个错误，当时皇帝没必要为了这个事情出征，但大臣们反对没用，只要他心意已决。
出征后，本来25万大军，对战的也先只有3万人马，如果正常打的话是能打赢的，至少，退一万步来说也不会输，结果却是输的很惨。
▲土木堡之变的最后阶段，相传王振被一员大将锤杀，也是罪有应得了
在土木堡之变中，就在于英宗错误地将统兵权授予了王振，这个错误他一旦决定，下属的大将们就是再反对也没用，就只能一错到底，结果就是葬送了全军。其实王振一路上没有准备好军队所需的补给物资，带着队伍到处搞武装游行，一下子走到这里，一下子走到那里。可以说如果不是王振这样乱改变行军路线，英宗也绝不可能会战败被俘。
▲最后无奈的英宗干脆不跑了，坐在地上等着被俘了
尤其是在大同的时候，大同总兵提出了正确的撤退路线，但也是然并卵，高度集中的皇权体系下没有容错率，就接着错了。再如，刚到土木堡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机会逃脱的，只要不停留，直奔居庸关而去，也先也追不上，当时兵部尚书邝埜就赶忙建议不管后边那千辆马车，直接往居庸关而去，但是也没用，英宗没有认识到问题，王振没有认识到问题，再接着错了。
尽管一路上错误频出，不断地出错，但从来就没有纠错，竟然照着错误一路错下去，错到最终就造成了土木堡的惨剧。
战友你过得还好吗？
自从离开部队后，我感觉自己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工作轻身，生活舒心，精神放松，这就是我转业地方后的基本常态。
我是200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刚开始那阵子，也曾因为个人的职务被降级安置而牢骚过，抱怨过，无奈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平稳，也就看淡了这些，随遇而安了。
地方工作，对于我们这些久经部队锻炼的人来说，尽管有一个较短的熟悉过程，但上手快，适应性强，干起活来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我思路清晰，方法得当，落实到位，加上自身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大的工作任务很少出现纰漏和差错。15年职场下来，我立过功，获过奖，评过优秀，颇受同事认可。
转业地方后，结束了“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部队生活，我追求简单、平淡和充实的生活方式，工作时间正常上下班，周末和业余时间写写文章，会会朋友，有时也外出钓钓鱼，旅旅游，可以讲，现在的日子过得比较称心、开心和舒心。
离开部队，最大的感受就是精神上获得了＂解放＂，不要24小时操心工作，不用担心突发事情的发生，工作时间认真敬业，尽心尽力，到位不越位；不去以权谋私，不去争权夺利，不去违规行为，不去触碰纪律＂红线＂，这样，自己心里就没有精神负担和压力。业余时间一般也是自由支配，自己把控，乐在其中，其乐融融。
（图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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