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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位封疆大吏都去了哪？
封疆大吏，一般指封建时代管辖一省或数省的长官。
清代薛福成所著的《庸盦笔记》第二卷《劳文毅公善居危城》一文写道：“善化劳文毅公为封疆大吏二十年。”劳文毅公，指曾在咸丰和同治年间当过两广和云贵总督的劳崇光，说其是“封疆大吏”倒也名副其实。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像劳崇光这样级别的“封疆大吏”，总共设了9位，分别是云贵、两广、湖广、四川、陕甘、闽浙、两江、直隶和东三省。那么，清朝灭亡后，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呢？根据他们在辛亥之后的行为和遭遇，大体有主要有6种结局。殉国辛亥革命中，第一个为清殉国的封疆大吏是闽浙总督松寿。松寿，字鹤龄，满洲正白旗人，1907年授闽浙总督。《清史稿》评价他“不务赫赫名，然律己以廉，临下为宽，为时论所美”，说明他不管是做人还是为官，口碑都还不错。武昌起义爆发后，福建的新军也积极响应，推举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都督。革命军要求松寿及其手下的八旗军缴械投降，被松寿拒绝，双方展开激战。兵败，松寿在他的总督署后面高开榜画像店吞叶子金自杀。与松寿不同，赵尔丰、端方二人是被杀。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他长期在川藏任职，担任过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在边境治理上颇有建树。其上级领导锡良赞赏他“果毅廉明，公而忘私”。1911年3月，赵尔丰接替兄长赵尔巽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他的运气并不好，此时因清廷打算将铁路收归国有，四川正兴起保路运动并渐成燎原之势。赵尔丰本人对清廷这一决策也是颇有微词，他同情川人的保路行为，认为他们“争路争款理正当”，并与下属官员联名向朝廷建言，请求变更收路办法，准予暂归商办。对于这一合理化建议，清廷不仅没有采纳，反而电令其解散群众，切实弹压。于是，赵将咨议局局长蒲殿俊等人拘捕入狱，并令卫兵射杀前来请愿的民众。此举遭到当时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弹劾，认为其“操切激变”。朝廷罢黜了赵尔丰的四川总督职务，并任命端方为新总督，率兵入川。恰在此时，武昌起义爆发。赵尔丰担心端方入川后对己不利，就释放了蒲殿俊等人，四川随即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不过，独立后的四川政局并不稳定，军政府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巡防营兵变，蒲殿俊、朱庆澜两位正副都督逃匿。军政部长尹昌衡出任都督。在他授意下，11月22，赵尔丰在贡院门口被处决。据说，临刑前他“骂不绝口”。不久，他的继任者端方也以同样的方式殒命。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清史稿》说其“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与尔丰起步于县衙文书小吏不同，端方是科班出身，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在出任四川总督前，他先后担任湖广、两江、直隶三地的总督，还作为清廷委任的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可以说，能力和见识兼而有之。端方与两江学堂学生。来源/《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但其不拘小节的性格也给他的政治生涯埋下隐患。因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拍照，他被言官弹劾，说其“不治崖检”，也就是不注重自己的言行，被当时的摄政王载沣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职。1911年5月，赋闲在家的端方重新被起用，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相当于清廷落实“铁路国有”一事的急先锋。端方本人对“铁路国有”并不赞成。他授命离京赴鄂之前，上书朝廷，以“路工重要川粤汉民情固结恐酿剧变”为由，希望清廷改变铁路国有政策，被朝廷否决。期间，因赵尔丰在四川弹压民众导致事态升级，清廷令端方率军入川，同时代替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一职。9月初，端方带领湖北新军第八镇两标士兵离开武汉，前往四川。此举导致清廷在武汉兵力空虚，为起义提供了绝佳机会。武昌起义消息传来，端方已经感到军心不稳，每人发给一枚银质奖章、五品军功札子一件，以笼络抚慰人心。不过，此举收效甚微，到达资州时，部下哗变，端方及其胞弟端锦均被乱刀砍死。上面以身殉国的3位总督，死后都得到朝廷加封，并拥有了谥号。而有一位总督在革命危机面前，不光跑得快，还成为人人唾弃的汉奸。汉奸两广总督张鸣歧，是9个地方总督中唯一一位当汉奸的。张鸣岐，字坚白，山东无棣人。他虽是举人，但早年仕途并不顺利，加入晚清官场大佬岑春煊的幕僚队伍后开始崭露头角，并成为晚清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歧。来源/《东方杂志》1911年第9期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鸣岐在广东持观望态度。一方面，他电请朝廷罢免亲贵、改组内阁；另一方面，当革命党人在文澜书院门口树起“广州独立”的旗帜时，他对两万余名请愿独立的民众，却避而不见。当他获悉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清军在汉口、汉阳两败革命军时，态度转而强硬，命令手下上街扯去革命的灯旗标语，巡街捕人。广州独立后，民众推选张鸣歧担任都督并代表前往总督署送印，却发现张鸣岐不见踪影。原来他早于当天上午逃亡沙面租界，后乘英国军舰逃往香港，再逃日本。民国成立后，张鸣歧回到北京，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下当一名高级顾问。袁准备称帝时，张鸣岐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积极附从，同时，他还与一直主张“复辟”的张勋暗中联系，以期清朝复辟后能给自己安排个职位。事败后，他隐居到上海法租界，常年吃斋念佛，看起来好像是不问世事，实际上是在等待一个新的机会。卢沟桥事变后，张鸣岐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加入大汉奸王揖唐等人发起的“中华佛学会”，后又与王克敏、靳云鹏等汉奸一起，到日伪政权中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甚至在抗战即将结束时，与王揖唐、殷汝耕等发起“乙酉法会”，为行将灭亡的日本法西斯摇旗呐喊，祈祷“大东亚圣战之必胜”。也许是抗战胜利后不堪“汉奸”之名的压力，或是想追随日本法西斯的阴魂，1945年9月15日，张鸣岐在天津病逝。与张鸣歧相比，两江总督张人骏在气节方面则更显可贵。出逃张人骏，字千里，直隶丰润人，同治朝戊辰科进士。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担任两广总督时，乘坐军舰赴西沙群岛巡航，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宣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武昌起义刚爆发时，他正处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城内，从他给内阁的电文中，能够看出其内心的焦虑和恐慌：“下游江防紧要，伏莽素多，乘机窃发，在在堪虞……请海军部饬即多派兵船……兼程来宁，分布各埠，保华洋商务。”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大超出他的想象。11月初，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宣布独立，不过，南京城还控制在张人骏的手里。12月初，面对攻城的革命军，张人骏先是派和自己私交甚笃的美国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与新军接洽，表示愿意投降。趁着马林出面周旋的空隙，张人骏让手下准备好一个箩筐，趁着天黑，将箩筐一头用绳索固定在城楼上，他坐在里头缒下城墙，出了城，直奔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日本兵舰。他也因此被人戏称为“箩筐总督”。此后，由南京到上海，再到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青岛被德国占领，张人骏一家北上天津避难，之后就一直待在天津。虽然当过几任“封疆大吏”，张人骏因为官清廉，并没有攒下多少家底。他在青岛和天津的晚年生活过得比较拮据。《胶澳志》说他“然清廉自持，家无余财”。张人骏的曾孙、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张守中研究员说起曾祖父时，也是一声叹息：“他的晚年，和那些曾经与他同样地位的清朝大臣比起来，的确比较潦倒。”尽管如此，面对袁世凯称帝前后向他发来的请柬，他一概拒绝，至少在骨气上比张鸣歧要硬实很多。1927年初，张人骏在天津寓所去世，享年82岁。他死后，末代皇帝溥仪亲自到他家吊唁，也算是对这位晚清老臣的怀念。同样是面对革命军的进攻时选择出逃，湖广总督瑞澂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瑞澂，字莘儒，满洲正黄旗人，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武昌城内。城内清军无论是数量还是武器质量，其实都要优于起义军。但瑞澂听了老婆廖克玉的话，在后花园挖了洞跑了出来逃上停在长江的楚豫舰，最后一路逃到上海。清廷对他这种逃跑行为异常愤怒，一开始只是下旨革职，仍让其署湖广总督一职，希望他戴罪立功。后听说他逃到上海，直接下旨逮捕，于是瑞澂又逃往日本。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将瑞澂存在山西钱庄的百万财产没收。没多久，这位逃往总督就在上海一命呜呼。与这两位总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位总督选择“逆流而上”。复辟张勋，字少轩、绍轩，江西奉新人。因祖父被太平军所杀，他为报仇，成年后投军，从一个小兵，逐渐成长为江南提督这样的朝廷高级军事干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刚被提拔为江南提督，驻防在浦口。作为清朝“死忠”，他在南京与革命军打了一个多月，不得不带着几千辫子军败退徐州。末代王朝也很看重他，授予他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的头衔。可以说，张勋仕途上至此达到顶峰。张勋。来源/图片中国百年史1894-1949(上)他在徐州一边扩充军力，一边找机会“复辟”大清王朝，并分别在1913年、1917年先后搞过两次“复辟”。1913年夏，前清遗老、恭亲王溥伟在青岛纠集一帮人，打算“联结张勋癸丑之春举兵济南”。张勋在徐州积极响应，与康有为等拟定癸丑三月初三在“济南起兵”。此事被袁世凯获悉，这次复辟最后无果而终。1917年夏，张勋借北洋政府内的“府院之争”，带兵北上入京后，密电康有为、刘廷琛等复辟骨干前来共同策划。6月30日，他入宫参加“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复辟。晚上12点，张勋带人入宫朝拜溥仪，“高呼万岁”。张勋因拥戴有功，被任为内阁议政大臣，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不过，这出“复辟”闹剧仅仅维持了10天左右就宣告失败。张勋逃亡荷兰使馆避难。影视剧中的张勋。来源/电影《建党伟业》截图自感“复辟”无望的张勋，此后转战商场。他利用多年搜刮来的资金在他老家九江兴建纱厂，成为江西最早、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在北京兴建江西会馆、南昌府会馆、奉新会馆等，为来京办事的江西人免费提供食宿；此外还有修桥筑路，开办当铺等等，赚的是盆满钵满。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逝世。与张勋经历类似的，是直隶总督张镇芳。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表弟，所以，他的宦海生涯，与袁世凯紧紧联系在一起。张镇芳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没过几天，大清就亡了。不过，他的表兄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张镇芳的仕途之路没有中断。张镇芳。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民国时期，张镇芳被袁世凯任命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他在袁世凯称帝一事中鞍前马后，与当时的财政总长梁士诒合谋成立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的民意机构，他出任副会长。这个机构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发动那些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请愿变更国体。被列入名单的人，由他们组织请去吃饭、看戏，还有直接送钱。张镇芳因此和赵秉钧一起被称作是袁世凯的“哼哈二将”。不过，在张的内心深处，还是对清室复辟更认同一些，因为如果袁世凯称帝，他就在历史上被列为“二臣”，这是他们很忌讳的一点。所以，袁死后，张镇芳又把目光瞄向主张复辟清室的张勋。1917年5月11日，他与直隶省长朱家宝等人联合致函张勋，认为目前是复辟大好时机。宣统复辟后，他如愿再次当上高官，被任命为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他没有张勋跑得快，被捕入狱。后经过疏通，以保外就医的方式重获自由，住到天津，直到1933年去世。民国时期的张镇芳，在执着于“复辟”的同时，还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盐业银行，他出任总经理。张本人担任过晚清的盐官，与全国各地的盐官、盐商都很熟悉，盐又是历朝历代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所以盐业银行自创办后，获利巨大，在北平、天津、上海、汉口相继开了四家分行。张家也借此攒下了巨额财富，这才使得张镇芳的继子张伯驹得以有财力收藏古玩字画。张镇芳之前的直隶总督，名叫陈夔龙。辞职陈夔龙，字筱石，贵州贵阳人，曾先后做过四川和湖广两地总督，1909年，接替被免职的端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于他在任期内的表现，同时代的陈三立评价其“类皆切挚，戆直孤忠，謇謇有可揭日月而泣鬼神者！”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时，陈夔龙的反应与大多数官员一样，密电内阁，建议将富有镇抚经验的岑春煊调任湖广总督，责令其收复武昌，并认为武汉新军仅有一小部分参与了兵变，建议清廷用快车速将士兵运往汉口。不过，清廷并未采纳这一建议。陈夔龙。来源/《东方杂志》1907年第8期在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时，陈夔龙治下的直隶保持静默。他拒绝了立宪派士绅的独立请求，同时采取措施努力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得天津没有出现严重混乱。《大公报》评价他“无愧为今日救时之贤长官，则人民亦必依赖而信任之”。而陈夔龙自己也颇为自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直隶一省于全国分崩离析之秋，卒能烽火不惊，诚属徼天之幸。”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眼见清亡已无可挽回，1912年2月3日，陈夔龙以生病为由，辞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迁居德国租界。不久，宣统帝下诏退位，陈夔龙移居上海。袁世凯上台后，曾请他出山，被他拒绝。张勋复辟的“闹剧”中，他应邀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虽未及上任，但一颗心始终系在清室之上。当溥仪被冯玉祥带兵驱逐出故宫时，上海的陈夔龙义愤填膺。段祺瑞上台后，他邀请一帮遗老遗少致电要求恢复对清室的优待。直到溥仪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之后，他才对清廷复辟彻底死心，真正过起了隐居生活。1948年8月17日，陈夔龙在上海寓所去世。他也是前清“封疆大吏”中唯一一位活着看到抗战胜利的人。参政相较于陈夔龙，赵尔巽和李经羲两位总督似乎更喜欢发挥余热。赵尔巽，字公镶，汉军正蓝旗人，是前面被杀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哥哥。1911年4月，从四川总督调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钦差大臣。关外是清廷的发家之地，能把赵尔巽放在这个位置，足以说明朝廷对他有多信任。赵尔巽。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武昌起义之后，他面对关内大部分省份独立的紧迫形势，决定召开军、绅、商、学各界代表会议，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会上，有人要求赵尔巽宣布东三省独立，此时张作霖突然跳上讲台，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大声说：“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补交朋友的。”就这样，虽然关内形势波涛汹涌，但东三省的革命之火并未燃起。清廷退位后，他同大多数清廷遗老一样逃往青岛。1914年，北洋政府打算编撰《清史》。按袁世凯的意思，让赵尔巽当馆长，于式枚、刘廷琛当副馆长。结果刘廷琛把袁世凯派过去的使者骂了一顿，赵尔巽则欣然答应。面对别人说他“二臣”的指责，他辩解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并非‘二臣’”。袁世凯死后，他一边继续编书，还在段祺瑞执政时担任参政院议长等职。1928年5月，536卷、800余万字的《清史稿》全部出版。尽管时人认为史稿错误疏漏太多，这部鸿篇巨制的确是耗费了赵尔巽的全部精力，他也在《清史稿》全部出版的前一年9月病逝。与晚年赵尔巽经历相似的是云贵总督李经羲。李经羲，字仲仙，安徽合肥人，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子。1910年，担任云贵总督。与之前大多数“封疆大吏”不同，李经羲对革命持相对宽容的态度。比如，他任总督时，有人举报蔡锷是革命党，即使明知道蔡锷在进行革命活动，他对此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还偷偷拿出银元资助蔡锷。赵尔巽。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辛亥之后，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建立军政府。他首先是劝李经羲主持云南政局，被李拒绝。有人提议将李经羲枪毙，被蔡锷否决，转而采用礼送出境的方式将李送出云南。离开云南后，李经羲回到北京，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内谋了政治会议议长的闲职。袁死后，北洋政府内发生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李经羲被黎元洪请来当内阁总理。结果，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呆了一周，就被谋求“复辟”的张勋给赶下台。此后，李经羲心灰意冷，再未过问政治，1925年9月，在上海病逝。末代总督中还有一个是陕甘总督长庚。长庚，字少白，满洲正黄旗人。辛亥后他的结局，《清史稿》只有简单一句话：“逊位旨下，长庚乃将总督印交布政使赵惟熙而去，越四年卒，谥恭厚。”关于他的史料甚少，存在感相对较弱，不过结局上也算善终。站在今人视角看，这12位“末代总督”，本有机会也有条件比普通人看得更远、做得更多，但面对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和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他们大多数人固执的继续充当旧制度的坚定维护者，不是一起沉沦，就是试图螳臂当车而闹出历史笑话；还有一些知难而退的，也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中度过余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末代总督”们几十年的宦海生涯塑造了对“皇权”的强烈执念和“食君俸禄忠君之事”的固化思维；其二，正是常年身居高位，才知道个人荣辱以及家族命运早已与封建王朝紧紧地绑在一起，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如赵尔巽、李经羲，面对“忠和义”“名与利”也做出了相对体面的抉择，这或许也是他们为自己找到的最好的归宿了吧。部分地区养老金重算补发到账？
养老金重算补发到账是真的，没有假。我是21年7月从事业单位退休的，直到23年1月才重算补发，一共等待18个月，一年半。刚退休时那是预发退休金，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所以我几次追问人社部门的同志，是不是把我退休金搞错了，他们答复是没搞错，需要等省里公布社平收入基数后才能重算补发。我苦苦的等了一年半，23年一月养老金终于补发到帐了，同时职业年金也补发了，这次还算达到我的预期。
济南518还建吗？
目前还没有官方的结论确认是否继续进行济南518的还建工作，不过根据前期的报道和相关资料可以看出，该项目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改造工程，并且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因此，即便目前暂停，也不会对整个项目的进度和实施造成过大的影响。
济南518项目是为了改善市区的交通情况和城市环境质量而启动的一项重点工程，主要包括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城市绿化和市政公用设施等多个方面。该项目计划涵盖长达10年以上的时间周期，并且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所以其进展和实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
同时，目前全球疫情依然复杂严峻，加之国内多地出现新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各地政府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方面都需要更加谨慎和稳健。因此，不排除在某些具体环节或时期暂停部分建设工作的可能。但是总体来说，济南518项目的实施还是会继续，这也符合目前国家的坚定发展决策和战略规划。
延伸阅读：济南518工程是济南市重大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已成为济南市城市建设的一张靓丽名片。这项工程的建设涉及到城市规划和公共交通改善等多个方面，并且对于济南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形象提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济南市的不断发展和改善，相信该项目会在未来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济南市80岁到90发老人每个月多少钱？
《济南高新区80岁以上长寿老年人生活补贴发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通知》规定：高新区自2014年元月1日起，实施80周岁以上老人高龄补贴发放制度。将领取高龄补贴的老人年龄扩大到80—89周岁，每人每月领取150元；90—99周岁，每人每月领取200元；百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领取300元。该政策的实施惠及全区2200余名老年人，区财政每年投入40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广大老年人的养老负担，提高了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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