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国税局稽查局领导，有哪位头条友人记得当年九龙杯失窃事件是怎么回事？
1971年春，上海市的一次外事活动中发生了一起“九龍杯失窃案”。有关部门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下，终于查清了“九龍杯”失窃真相，使“九龍杯”完璧归赵，避免了国家宝贵财产的损失。
绝品“九龍杯”举世无双
在中国众多举世闻名的古文物中，最多也最珍贵的是瓷器，它是中国悠久历史的一种象征。所以，我国从官方到民间大大小小的宴席酒筵，所用的餐具多数是瓷器。
我国的瓷器起源于商代，成熟时期则为东汉，至宋代，瓷器生产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后来再也沒有产生过宋代那种在工艺、造型、釉色和装饰方面所达到过的艺术精品。在宋代的瓷器中，以“汝、官、定、鈞、哥”五大窑的产品为最佳，被誉为“五大古窑”的“絕世名瓷”。
五大名窑中，又以汝窑品位为最高。汝窑又称汝官窑，是宋代专门烧造宮廷用瓷器的制作工厂。由于汝窑为北宋宮廷烧制瓷器的时间很短，所以传世极少，到南宋时已有“近尤难得”之叹，流传至今的为数极微，不足百件，仅存于世界几个著名博物馆和极少数收藏家手中，弥足珍贵。自南宋以来，许多工匠都试图仿制汝窑瓷器，但并无成功的记录。
1958年“大跃进”时，景德镇有一位古瓷专家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成功烧制出一件接近于汝窑瓷器的珍品。因为他在“大鸣大放”时有过一些“有问题”的言论，被视为异己分子，所以他的成果並未引起当地的重视。但是，上海有人听到消息后却大感兴趣，上海市委交际处经请示有关领导同意，火速赶往江西，直接向这位专家定制了一套36只“九龍杯”。“九龍杯”刚刚交货，专家就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因此，这套“九龍杯”可谓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九龍杯”的杯身上镌有9条缭绕于云山雾海间的金龙，动作有別，神采各异。其中最大的一条将一半身躯伸于杯內，口含金珠，鱗光耀目。斟酒入杯，只见金珠在龍口中闪闪滚动，引人啧啧称奇。
若问每只“九龍杯”的价值，那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目前已经无法知晓30多年前上海市委交际处购买这套“九龍杯”的价钱了，但有一个数据可供參考:1978年，景德镇曾在古陶瓷专家和古玩商的赞助下，做出一件仿明代官窑绿龙盘，在香港卖了50万港币。以此类推，“九龍杯”的价值便可想而知了！
宴席才收场 不见“九龍杯”
1971年3月25日下午，一架波音飞机从北京飞抵上海，这是为罗马尼亚国家首脑、齐奥塞斯库即将进行访华活动打前站的一个工作小组，总共27人。他们的具体任务是对齐奥塞斯库访问上海期间的食宿、交通、安全、医疗、通讯、应急事宜处置等，做全方位的了解和安排。
当晚7点钟，该工作组的27名外宾在衡山俱乐部品尝到了他们称为“出生以来所吃到的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一顿甚为丰盛的宴席。不料，席间竟出了壹桩绝对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只珍贵的“九龙杯”失踪了。为接待贵客齐奥塞斯库，自然是要拿出“九龙杯”来用的，但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外国人不壹定叫好，也许有的还犯了他们的忌讳。所以，上海市委指示先将“九龙杯”拿出来让齐奥塞斯库的前站人员试著用用看。
这一试用，使得该国专家们为丰盛菜肴倾倒的同时，也对各自手中的那个精美绝伦的酒杯发出惊叹:“Decant！Decant……”中方陪同人员悬著的“犯忌”的心终安放下了。 “Decant”是倒注或倾注的意思，读音有点像汉语“底看的”，也就是“看底的”或“看到底部的”。“九龙杯”像一般茶杯大小，通体雪白，看不出任何痕迹，惟有把酒往杯子里倾注，才能看到杯壁和杯底上有九条金色的小龙，似在飞舞，似在游戏……
很多外国友人不相信，他们把“九龙杯”中的酒回注到碗里检查，又把杯子颠倒过来看底部，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跡。也有的外宾反復地把“九龙杯”注满酒，又反复倒出去，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看，总是滴著“Decant”“Decant”，一直未看出名堂。
却不料，宴席散场后，突然发现有壹只“九龙杯”不翼而飞。那天晚间，衡山俱乐部的总值班是一位叫薛清钧的常委，听说“九龙杯”丢了一只，当即吓得蹦了起来，一溜烟奔向餐厅。薛清钧一个电话打到保卫科，马上来了两名民警。闻讯赶来的还有保卫科长刘金城和主持衡山俱乐部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黄业光。他们当即决定首先对服务人员进行严查，同时对餐厅进行地毯式搜查。搜查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结果是一无所获，而服务人员的嫌疑也被一一排除。
总理指迷津 发现盜杯人
3月26日中午，刘金城忽然接到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来衡山俱乐部。周恩来总理这次是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来沪访问的。下午1时20分，周恩来总理陪同黎笋等人步入宴会厅，开始用午餐。宴会中，周恩来总理从服务员的神态举止中看出衡山俱乐部发生了异常事端。
宴会结束后，周总理叫住了壹个姓凌的服务员。服务员壹听周总理问起，便把丢失壹只“九龙杯”的事和盘托出。周总理立刻打电话叫来了黄业光及刘金城。周总理仔细询问了调查过程。听完汇报，周总理稍壹沉思，说:“是不是把‘九龙杯’拿出库房壹直到发现丢失的整个过程都仔细查壹查，比如在宴会厅里会不会发生问题？”
刘金城听了，连连点头:“对，对，我们在这上面疏忽了！”周恩来又说:“不是拍了录像片吗？把片子调出来看看，说不定对查清问题有帮助。”黄业光、刘金城立即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著手调查宴会厅当时的情况。黄业光亲自出面给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视臺打电话，要求调看昨天拍的录像样片。
录像片中果然显示出了那只“九龙杯”的下落：坐在B桌上的壹位外宾从壹开始就对“九龙杯”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他手捧“九龙杯”，翻来覆去不停地欣赏著，连喝了几杯酒后趁人不註意，突然以飞快的动作把“九龙杯”放进了提包。
刘金城立即查明：那个把“九龙杯”放进自己手提包的外宾，34岁，是罗马尼亚外交部的壹名文化秘书。
谨慎设巧计 魔术师智取
可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收回这只“九龙杯”呢？对方是外交官，根据国际惯例，是不能追究法律责任的，况且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关系刚刚开了好头，若因为这事受到什么影响，那可是谁也担待不起的呀。黄业光和刘金城议来议去，也没想出个办法来。
一转眼就到了傍晚，周恩来总理壹行从郊区嘉定县马陆公社参观后返回了衡山俱乐部。周总理还惦念著“九龙杯”的事，随行人员向总理匯报后，总理便让黄业光去他那里。黄业光壹进门，周总理就和他握手:“黄业光同誌，辛苦了！”壹下子把黄业光感动得热泪盈眶，话都说不出来。
周总理问明了情况，说:“‘九龙杯’是国家的宝贵财产，必须设法追回。”稍停，又说:“不过，我们要有礼貌，不能伤了感情。”
黄业光壹脸难色:“总理，这事儿……”
周恩来想了想，问道:“今天晚上，罗马尼亚贵宾有什么活动安排！”
“今晚没有安排。”
“那好！”周恩来脸露喜色：“今晚越南的同誌观赏杂技节目，我们可邀请罗马尼亚的贵宾壹起去观看。‘九龙杯’在那位外宾的眼里既然十分珍贵，他壹定会放在他的手提包里寸步不离，我们正好借机行事，达到目的。”总理接着说了他的办法。
当晚8点整，杂技节目开始了。周恩来陪同黎笋等越南劳动党代表团领导人坐在第一排正中，后面第三排、第四排坐著罗马尼亚的外宾。节目的高潮是魔术表演，穿著笔挺西服的魔术师颜金风度翩翩地走上台，手里拿着一个盘子，上面遮着一块紫红色的绸子。他把盘子放在桌子上，向观眾行过礼后，揭去红绸子，盘子里放著3只假的“九龙杯”。
这时，颜金大师掏出一把道具手枪，在手里左转右绕，微笑著对观眾说:“我只要枪声壹响，想让杯子飞到哪里就可以飞到哪里，大家如果不信，请看——”话音未落，他举枪朝“九龙杯”“啪！”的就是一下。桌子上的3只“九龙杯”在众目睽睽之下，凭空少了1只，正当众人惊诧不已时，颜金大师已经从台上走了下来，径直来到第四排，对着那位拿了“九龙杯”的外交官指了指，微笑著说:“被枪打飞的那只‘九龙杯’，就在这位贵宾的手提包里。请你打开手提包看看。”
该外交官此刻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但他没有任何办法来逃避中国方面精心安排的取回“九龙杯”的妙计。无奈之下，他只好把手提包打开，假装查看了一番，尔后“不无惊奇”地拿出了那只在他包里藏了20多个小时的真品“九龙杯”。顿时，四周观众席上响起了壹片掌声。
不知底细的观众以为这真是一个魔术节目，激动得狂欢不已。连黎笋也对周恩来翘起了大拇指，发出由衷的赞叹:“了不起，真了不起！”
什么是税收风险管理？
税收风险管理是一种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是在全面分析纳税人税法遵从状况的基础上，针对纳税人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税收风险，合理配置税收管理资源，通过风险提醒、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反避税调查、税务稽查等风险应对手段，防控税收风险，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提升税务机关管理水平的税收管理活动。
在税收领域引入风险管理，是适应税源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提升税收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顺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税务总局2012年7月启动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提出构建以明晰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为前提，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专业化管理为基础，以重点税源管理为着力点，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2012年11月，省政府转发江西省地税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江西地税新一轮税收征管改革正式启动。经过两年的试点运行，全省地税系统税收风险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有的地税部门、有的地税干部对风险管理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在风险管理的认识上还存在偏差，制约了风险管理的有效推进。
一、风险管理认识上存在的主要误区
从目前情况看，各地在风险管理的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有的认为风险管理削弱了一些部门的权利，触动了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存在抵触情绪；有的认为风险管理是故意找毛病、挑问题，对风险监控部门推送的风险任务不及时应对甚至置之不理或应付了事；有的认为风险管理是风险监控部门一个部门的事，在工作上不愿积极配合；有的认为在纳税人报送的涉税信息不真实不完整、第三方涉税信息未能充分获取的情况下，还不适宜开展风险管理；有的认为营改增明年就要全部到位，现在推行风险管理为时过早。
二、如何正确认识税收风险管理
税收风险管理是对传统征管体制的一场“颠覆性的革命”，风险管理的推行，必然导致新理念和旧思维的碰撞，必然会存在理解上的不一致和认识上的不统一。如何走出误区，正确理解和认识税收风险：
1.正确把握税收风险管理的定位。
2.正确理解税收风险管理对提高征管能力的重要意义。
3.只有部门协同配合才能有效推进风险管理。
4.“营改增”不影响风险管理的开展。
5.开展风险管理可以多渠道采集利用信息。
对自己和公司有什么后果？
现时的税局接到举报，一定会处理；只是，税局关心的不仅仅是工资而已；至于个人，当然会影响买房，程度大小而已。
偷税漏税可耻，公平始终会来先来看实际情况很多公司在操作之前呢，要么就是完全不和员工沟通，怎么操作，员工不需要关心，把员工当空气，你不理解，不愿意，那就辞职吧，反正员工我再招一个就好了。
还不错的公司呢，态度会好些，他们会和员工沟通，说，这样操作呢，公司是帮你省个人所得税，想想一年也可以省出个千把块钱，很多员工都是默认的，哪怕社保用最低基数购买（实际上是，很多公司甚至连社保都没有上）。
所以，这里就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员工举报了，在公司内可能就不好生存了，二是，你真的举报了，你的个人所得税，就要如实缴纳，要掏出真金白银哦，（当然，更有甚至，公司是扣了个人所得税的，但是，没有给国家上税）。
好，总之呢，举报与否，就看个人能否接受了！
举报公司后，被老板和员工歧视举报是一定要处理的，有机制在保证那，如果你举报了呢，税局会不会处理呢？
会，一定会的，这里可不仅仅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要追回税款，也是对违法企业的警示，更是对劳动者的重视，所以，制度上会有保障，税务部门一定会处理，只是处理的力度，这个就要根据企业实际的情况、补救的措施和态度，以及造成的金额大小情况来定了。
而且，一般这样的举报，还需要给举报人一个回复的，也就是说，无论处理的情况是怎样的，举报人最终都要签署相关的文件的，或者会通知电话回复举报人处理情况。
所以，是否会处理这个，请放心，一定会处理。
举报有制度保证那么，税局会查询什么呢？后果呢？税局查账，主要是查询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顺带连社保以及工资都会过问。
公司分两边发，那么，企业的进账呢，是不是也是两边进呢？一般而言，有两套账的公司，一定也是两边进账，而且是大头进私账，小头进公账。
至于后果，钱进了私账，就等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等都少缴纳了，有几个事项是必须查的：
1、企业收入来源与进账情况
2、实际缴纳税款情况
3、企业工资发放情况
4、企业社保缴纳情况
一般而言，这些对于税局来说，很轻松就能查询到，而查询到了以后，怎么处理呢：
1、补缴，按照政策，该补缴多少就补缴多少
2、行政罚款
3、连带处理：比如员工的社保，自从社保入税了之后，社保的征缴就更加容易查询到了。
公司被税务局调账检查对于个人而言，公司分两边发，对公的金额小了，有可能你的买房贷款就批不下来了现在买房呢，一般都要提供几个东西：
1、收入证明和银行流水
2、社保证明
3、个人所得税证明
最基本的，银行判断是否贷款给你的基础就是你的还款能力如何，一般的原则是每月款款额必须低于你工资收入的2分之1.如果高于这个，很可能，银行就不会批准你的贷款。
而如果你的贷款没有批准，你的麻烦可能就很大，为什么呢？你买房一般是先和房地产商签订了购房合同，然后才贷款的，也就是说，你的房屋首付款已经支付给了房地产商了，如果这个时候，银行拒绝了你的贷款申请，剩下的钱，就得你自己支付给房地产商，这个时候，有几个人能够一下子支付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的款项呢？
房贷被否无力购房【总结】偷税漏税的行为是可耻的，举报必处理。
清代县令是个多大的官？
清朝的县官正确叫法是知县，而非县令。
知县一说源于唐朝，当时若是县官暂时出缺，又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做县令的时，朝廷就会让县上的其他正式官员，如县丞、县尉、主簿等其中一个去暂时行使县令的权力，但是此时因他并非是县令，只是代理，所以就称其“知县事”。
宋时，阶官制度未实施时，朝廷有时会派京官前往地方兼领一县之长(《宋史.职官志》载“阶官未行之先，州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外补；阶官既行之后，或带或否，视是为优劣。”)，而此时这类以京官充任地方官的县令，就被称其为“知xx县事”，如充任益都县令，则称为“知益都县事”(《宋史.职官志》载“若京、朝、幕官则为知县事”)。
自此“知县”开始慢慢成为一县之长的专属称呼。当然宋时的“知县”只是“临时工”，“正式工”的称呼依然是“县令”。
直到明朝，朱元璋定官制，“知县”才正式成为县一级的正式官员，并成为一县之长(《明史.职官志》载“县。知县一人，县丞一人，主簿一人，其属，典史一人。”)，位列正七品。
清时则在大体延续明朝的官职，所以知县一职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清朝一县之长的官号。
首先清朝的知县同明朝一样，也是一县的最高民政长官，为列正七品。所以如果按照品级上并不高，用“芝麻绿豆的小官”来形容知县，我想是再好不过的了。
如果以权力来说的话，知县的权力虽然在那些知府、巡抚、总督、尚书的眼里不算什么，但是在县一级中，县令可谓是如同土皇帝一般的存在，正所谓“抄家的知府，灭门的知县”，想想看能让一个家庭被灭门的，你说知县在县里的权力大不大。
那么这么一个在县里“作威作福”的知县，他的职责到底有哪些呢？
第一、“凡赋役，岁会实征，以丁产为差”。每年根据本县的人口、田产的数量，来负责征收相应比例的赋税，及分配本县应该承担的徭役。
第二、“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当本县出现收成欠佳，亦或遭遇自然灾害时，可上表府或省，请求酌情减免当年的赋税、徭役。
第三、“决讼断辟”。凡在本县发生的案件由知县负责审理和定刑。但需注意知县完成案件的审理后，需上报州府，只要不是死刑，则只需各省的刑部清吏司审定即可，如江西的案件就交由江西清吏司决定，刑部同意后，知县方可执行刑法。
第四、“劝农振贫”。知县需在春夏农忙季节，巡行乡间，鼓励及督促百姓要努力种地、养桑。同时知县还需救济和帮助本县的穷人。
第五、“讨猾除奸”。知县有肃清本县奸佞小人之责，对于那些欺行霸市，鱼肉百姓的狡猾之徒，知县一定要严厉打压。
第六、“兴养立养”。知县有发展本县农业生产，提高本县的生活水平，及教导本县百姓，大兴教育，树立教化之责。
第七、“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只要涉及本县的事情，知县都有权管辖，如向朝廷举荐本县的人才、在本县宣读及执行朝廷的法律、负责向本县年老而又贤能的老人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按时供给酒食，并替朝廷加以礼敬、负责本县的祭祀活动等。
可以说清朝的知县，职责很繁琐，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只要在该县发生的事情，知县都有权处置，哪怕只是百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有知县认为该管，他就可以管。
当然，朝廷虽然赋予了知县如此多的权力，但也不奢望他一个人就能完成，所以朝廷还替知县配备了很多的助手。如县丞、主簿负责替知县处理粮马、征税、户籍、缉捕的事情，典吏负责替知县处理巡逻、牢狱之事，县教谕负责替知县处理县学事宜，驿丞负责替知县处理往来迎送事宜等。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是怎么回事？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这是一首清人所制的《竹枝词》，当年曾流行传唱于嘉庆年间的四川地区。这首曲词当中，讲述了四川当地一户人家与多个省籍人家联姻的故事，也从侧面印证了清初时期，四川地区当年所经历的一个大事件——湖广填四川。
在我们现代人的印象当中，四川绝对是一个很安逸的地方。有吃不尽的美食，看不够的风景，还有那悠闲自得的惬意生活。 当年歌手赵雷一曲《成都》，就曾让无数的年轻人，在轻哼曲调的同时，不由对那座西南阴雨的城市，产生了无限的憧憬和向往。
然而，如果时光再退回四百年，这片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当时的场景，恐怕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明末清初的四川，人间炼狱明末清初之际，在广袤的四川大地上，战火焚燹，纷乱四起。原本偏安一隅的巴蜀之地，竟然成为了各方军队杀戮的修罗战场。 明末时期，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曾经三次进入川蜀之地，在明军、清军的追击围剿中挣扎求存。
其后，南明政权在此地依托险要地形，抗击清军南下，在双方拉锯般的厮杀之中，辗转血战多年。
清初之时，盘踞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兴兵谋反，紧邻云南的川蜀之地，顿时成为了交战的主战场，一时间，狼烟再起，战火重兴。
战争必然伴随着杀戮和死亡，整个巴蜀之地除了川西南所受战火较轻之外，其他地区均造战火波及，兵燹过后，生灵涂炭，土地荒芜。 对于是哪家军队举起的屠刀，历史上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张献忠杀人如麻，有的说是清军入川屠戮百姓，其实看过当年明末清初时人所写的笔记小说的话，就能知道，在乱世之中，黎民如同鱼肉，谁都可能举起屠刀来上一刀。
张养浩的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用在明末清初巴蜀大地之上，那些苦难深重的百姓身上，再合适不过。
计九府，百二十州县，唯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
据《四川人口史》一书统计，到了康熙二十四年时，四川当地人口已从万历六年的310万人，剧降到了9万两千余人。
数千里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狐狸豺虎之所游，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无一存。
当年曹操《蒿里行》中描述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大概也就是这时的情形了，经过战争的破坏，使得整个四川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城镇残破，让生民痛苦悲哀的同时，也让当时的清朝执政者们，倍感头疼。
清初建国甫立，百废待兴。巴蜀之地，土地肥沃，历来被誉为天府之国，物产丰饶，如今面临着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的局面，使得清政府最终下定决心，迁民入川。
自此便拉开了从清初开始，到道光朝为止的“填四川”行动，前后百余年时间，两湖、两粤、江西、陕西等十多个省的移民，或沿着巴蜀栈道，或顺着长江水路，进入到这天府之国，扎根生活下来。
为啥叫湖广填四川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选，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定乱数十所之外。
这里所说的楚，就指的是湖广，而这里面的广可跟广西、广东两广没有一点儿关系。 我们在电视剧里经常听到湖广总督之名，其实就是因为，在清朝时期，有个湖广省，从元代一直到清初，这个行政划分一直没变。
这个湖广省，所辖范围就是现在湖南、湖北全境，虽然康熙三年分为湖南、湖北，但很多人还是喜欢用湖广来统称两湖。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因此，所谓的湖广填四川，指的就是主要是湖南、湖北这两个地区的人，当时去四川垦荒的人口数量最多。
那么，大家为啥去呢？中国人一般讲究安土重迁，宗族在一起好照应，出去闯江湖对于古人来说，风险太大。因此，但凡不是在当地混不下去的，谁愿意背井离乡出去呢。
当然凡事总有例外，比如优惠政策，像如今抖音上大家经常自拍的那些迁户入疆，去了给房给家电，很是吸引人。当时清朝政府为了吸引人口入川，那也是下了大功夫，优惠政策给得很到位。
“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
这个基调基本解决了很多迁民的顾虑，那么多荒田，自己新来的人生地不熟，万一被当地人欺负，自己垦熟了，对方说是自己的，那就冤死了。 随便垦，随便种，没有工具、牛，没关系，有当地官府，可以用“借呗”，种子、牛、工具、口粮，只要你来，管你三年到五年不用操心。 同时免除赋税数年，即便是优惠期过了，没关系，继续打折，保证你在这边交的是全国最低价。
对于当地官员，也将其升职、绩效跟招揽垦荒迁民数量挂钩，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拉来人，年底的优，算是稳了。
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
当绩效和迁民挂钩之后，在川蜀的各地边境、官道上就能看到这么一个有意思的情形，来往迁民在路上，经常能够看到当地官府打的广告幌子，比如说： “某某地土地丰腴，民风淳朴。” “某某地荒地充裕，房舍井然。”
反正就是一个拉拢，只要你自愿来，那是热烈欢迎。那么有些人就是不愿去怎么办呢？对于不愿去的人，我们可以从一个词语里找到答案，解手。
解手的来历当年朝廷急于迁民入川，最初，自愿的民众毕竟还是不够，因此朝廷、地方便实行强迫迁徙，往往派兵围住一个村镇，强迫当地民众离开故地，前去四川地区。
这些人被朝廷官兵押解着，踏上了西去道路，为了防止他们中途逃跑，不少人像充军一样，双手被捆着，在押送途中，人们难免要大小便，因此只好央求官差松绑。因此，四川之地的人们最初也将大小便称为“解手”。
那么既然强迫、自愿都有为啥湖广省比较多呢？
这个其实不难理解，首先内地通往四川盆地的道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由长江水路入蜀，一条是由川北的川陕蜀道入蜀。还有一条是贵州旱路入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川北的蜀道，不好走。
而对于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地区，想要沿着旱路搬家去四川，也是个辛苦活。因此，从水路入川，湖广迁民坐着船入蜀，要相对方便很多。
阅巫山，度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万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趋，经月余。
清代入蜀的湖广地区的开拓者们，大多沿着长江水道，进入川蜀，最终择地扎根下来。 在朝廷优惠政策的吸引之下，仅康熙年间，来自附近省份的迁民前后就达150余万之多，后来他省天灾流民情况之下，期望入川的人口则更加多了起来。 到了雍正年间，就开始丈量入地，限制人口流入了。
后来乾隆、嘉庆年间再次放开限制，使得前往蜀地移民暴增420万人，产生了人多地少的尴尬局面。乾隆八年，四川巡抚纪山就曾经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到：
“查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可辟。”
从清初到乾隆年间，四川人口从不到十万突破到了千万，宣统年间更是达到4800万的规模，也正是四川省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为日后抗战大后方提供了胜利的坚强后盾。 遥想当年，那些坐着木舟，推着独轮车的先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进入了四川，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给四川带来了八方的特色，江浙、陕西的酿酒，与四川悠久的酿酒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川酒文化。
各地的戏曲，昆剧、南戏、秦腔，在四川当地融汇发展，形成了当地的川昆、川高。 在大迁徙的过程中，四川保留了土著优秀的文化，也吸引融合了各地不同的优秀传统、文化，使得四川成为了近代最具时代张力、活力的地区之一。 正是当年历经百年的湖广填四川，在经历了百年的迁徙、蜕变、沉淀、融合之后，最终奠定了如今这个独特而有魅力、繁荣而有活力的精彩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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