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税务查询系统，河南久益华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介绍？
简介：河南久益华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久益华瑞）于2007年经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批准成立的，其前身是洛阳金瑞君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并于2010年7月被河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评为A级税务师事务所，2010年8月经批准变更为河南久益华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立伟成立时间：2007-06-08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工商注册号：41030512001835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公司地址：洛阳市涧西区黄河路南段地久馨园4号楼408室
我们有可能是汉化的鲜卑人吗？
一个区域的人群经过上千年的繁衍，绝对不可能是千年前的血统了，何况是东亚这片广袤富饶且受到无数豺狼觊觎的土地。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族群，其实没有那么浓郁的血统论，或许宿命论更有市场呢。从遥远的黄帝时代开始，从部落到国家，从奴隶到分封，华夏文明向外扩张的路子，便已经不是唯血统论了，军事征服，然后文化征服，最后完成彻底的族群认同的同化，这便是我们能够屹立不倒的原因。
我们与异族有“华夷之辩”，但同时我们又讲“天下大同”，这个天下的范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在变化。虽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只要你把加入我当成荣耀，也不是不可以不接受。
人类文明从来也就不是一个唯血统论的族群能够单一发展起来的，那些单纯依靠单一族群的文明，早就死于自然，或亡于外族了。
中华文明依然如此。从黄帝蚩尤涿鹿之战开始，无论是东夷，还是苗蛮，这些曾经的异族活动的区域，被逐渐纳入华夏文明圈之后，他们和他们的文化，也逐渐融入到了这个族群之中。
认清楚这一点，再来看“我们是不是汉化鲜卑人”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讨论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可能是东夷人、苗蛮人、可能有匈奴人的血统，而南方的血统就更加复杂了，至少也是混了百越人、巴人各民族的血。
只是鲜卑曾经作为入主中原在南北大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所以那么明显而已。
鲜卑确实和汉族有过大融合，从血统上讲，汉人中有鲜卑的血统，但鲜卑人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从文化上讲，鲜卑文化已然消亡，而融合的中华文化流传至今。
西晋八王之乱，塞外的胡人趁机入主中原，带来混乱黑暗的十六国时代，历史上将之称为“五胡乱华”，但实际上并不止“五胡”。
而在这场北方大混战中胜出的是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游牧部族，他们建立了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一开始，游牧气息浓厚的北魏，选择定都平城，这是因为平城周围的生活气息更接近游牧社会，同时平城所在地其他势力也不容易侵入。
等到统一北方之后，鲜卑贵族和汉人集团之间的问题就出现了，是继续走鲜卑游牧文化的路线，还是融入中原，完成汉化，走向真正的统一？
这对于鲜卑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选择前者，能够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性，游牧民族天然习性的军事力量是鲜卑统一北方的基础，但显然此时再保持这样的习性，不利于巩固统治北方的政治成果。继续下去的结果可以预见，要么死于民族隔阂的内耗之中，要么被外部政权有机可乘。
选择后者，投入汉人的怀抱，自然能够大大巩固现阶段的统治，但鲜卑贵族的秩序就会因此被打破，鲜卑没了自己的特性之后，又如何能够长久统治汉地呢？
这个艰难的问题，后面的两个时代，元和清，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元选择了轻微接受汉人文化，保持游牧习性，而清选择了汉文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阉割，保持本民族特权的情况下，又给与其他民族机会（虽然这种机会只等于是在争夺二等公民的待遇而已）。
孝文帝选择了全面的汉化，为此迁都洛阳，虽然他成功了，但死后也再也无法维系一个强大的北魏王朝。
此后的东西两魏，北周北齐，再到杨坚建立隋，李渊建立唐，这一系列的动荡，实际上都源于这一次汉化，曾经保卫帝国北方的六镇，随着孝文帝迁都受到了冷落，因此酿成了毁灭北魏的六镇之变。
之后，从六镇中走出来的强人宇文泰联合关中的门阀世家们组成的鲜卑汉人混合军事贵族集团主宰了中原百余年的命运。这个集团，史学界将其定义为关陇集团。
虽然隋唐的统治者都出自这个集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鲜卑人。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一部分鲜卑血液，何况这个集团除了鲜卑军事贵族以外，还有大量的汉人门阀。
鲜卑人赋予这个集团的最大特性，就是包容性。所以后来的大唐“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而如今鲜卑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身上的血液也不止鲜卑一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国人身体里流淌的不是一族一家的血液，而是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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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根据地是什么样的？
“延安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经历。”
80多岁高龄的约翰高林（John Colling）上尉在2007年如是说，他刚刚把自己和队友帕特金（Wilbur J. Peterkin）在70多年前拍摄的珍贵彩色胶片无偿捐赠给上海电视台。该影片的名字是——“迪克西使团”。
（当年照片，左起为朱德，包瑞德，毛泽东同志）
1944年7月22日，一架带着美军标志的草绿色C47运输机落在延安这座边远小城的简易机场上。黄土高原可不常有来客，除了偶尔杀气腾腾扑来的日本轰炸机。
当9位美国观察团成员打开舱门，他们发现八路军主要领导人，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已经等待多时。
这天晴空高照，阳光颇有些强烈，毛泽东同志带着一顶平常的大草帽，穿一身朴素长衫站在前排，他微微笑着，形象和当地民众完全没有差别。
向来谨细的周恩来看到美军扛着摄像机，迅速整了整衣领，然后再专业的面向镜头。这位后来的周总理对形象要求一向可是以严格著称。
一旁，正经过的朱老总还浑然不觉，转头之间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摄像机锁定，一时有些腼腆，赶紧行个礼，连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笑了。
延安来了美国观察团。这不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会面。9名美国人被称为“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他们肩负华盛顿的使命，为了用一切措施尽快结束对日战争，减少美军伤亡。
面对共同敌人，美军一来是希望获得八路军配合他们对日本的战略大轰炸。美军空袭日本和满洲工业区的轰炸机以及在华北与日机空战的军机随时可能被击落，需要八路军控制区军民救助这些宝贵的飞行员。
一来是观察八路军和共产党人的军事潜力，以及未来可能合作的可能性。蒋介石在抗日初期取得的名声已经消磨殆尽，连续的军事失败和对援助物资的惊人贪污让美国人大为失望，他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其他有力的抗日武装。也便于日后在亚洲继续拉拢容易合作的新势力。
当然，国民政府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但因为不久前刚刚经历了豫湘桂大溃败，蒋介石好不容易才勉强同意美国人来延安“看看”。
（1944年，大举进攻河南的日军，汤恩伯所部全面溃散）
美国观察团来自不同组织，既有陆军，海军，也有战略情报局（CIA的前身），驻华美军司令部，驻华大使馆的成员。第一批观察团9人如下：
包瑞德上校（David D. Barrett）——组长，长期在中国担任武官，中文流利，会北京话。对论语易经有一定研究，中国通。
谢伟思顾问（John S. Service）——四川成都出生的美国人，中文流利，会多种中国方言。多年在北京上海重庆任职，中国通。
卡斯伯格少校（Melvin A. Casberg）
克罗姆莱少校（Ray Cromley）
高林上尉（John G. Colling）——和第二批组员帕特金一同，拍摄了大量照片和电影胶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斯特尔上尉（Charles C. Stelle）
多姆克上尉（Paul C. Domke）
惠特塞中尉（Henry S. Whittlesey）——牺牲于延安。
雷米尼（Anton H Remenih）
观察团有一个奇怪的别名：“迪克西”。Dixie在英语中是美国人对南北战争里南方各州的称呼。充满了顽固，落后，甚至还富有叛逆的意味。而这就是美国人当时对身处延安山地里八路军的最初理解。
（毛泽东朱德同志迎接观察团包瑞德等人）
观察团里，每人分工不同。来自美国陆军的包瑞德上校负责军事分析，来自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谢伟思负责政治分析。其他成员将建立电台通信系统，设立气象站，探查日军和汪精卫伪军战斗序列，确认日军防空能力和被轰炸的损失情况，实地查看八路军的军情，装备，训练，战斗力以及实际对日作战贡献。实地了解八路军控制地区经济和战争潜力，及增强八路军战斗力最有效的方法。
（谢伟思和毛泽东，彭德怀同志的合影。他们成了跨越大洋的友人）
这些美国人受到了八路军领导们热烈的欢迎。机场上，双方热情地打着招呼，包瑞德和谢伟思用中国话毫无障碍的和八路军领导们沟通，气氛非常融洽。美国人还从飞机上搬下几个沉重的大木箱，里面是对延安来说非常珍贵的通讯设备。
（美军带来的通信设备）
根据亲历者回忆，欢迎仪式并不复杂，是一些讲话和男女童声合唱团的演唱。饿肚子的美国人四处张望，并没有发现预期中的食物和饮料。见惯社交场合一些成员尽管感受到了八路军的亲切温和，可总觉得延安的招待算得上有些粗糙。
（延安各处张贴的标语：Welcome Our American Friends!）
7月22日夜，也就是当天晚间，八路军总部为观察团举办了欢迎晚宴，到处都可见“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标语和横幅。桌上是并不复杂的中式饭菜，一些素色碗盘整齐摆着，与重庆上海的奢侈宴席可谓天差地别。
（毛泽东和谢伟思相邻而坐，准备开饭）
（彭德怀等领导人都在坐，此图可见饭菜）
毛主席和谢伟思等人共聚一席，大家共同举杯，为合作的开始干杯。周恩来很能活跃气氛，他一直在问美国本地的笑话，让大家逐渐从拘谨中释放出来。但美国人很快发现这种名叫“白干”的酒劲儿很大，对他们来说，有些像干雪利酒，也有些像绍兴酒的仿制品。在重庆呆过的美国人将“白干”称为“警报果汁”或者“白色闪电”，可见他们对此印象之深刻。后来，美国人还尝到了“虎骨酒”，听说是真正老虎骨头侵在“白干”里泡成的酒。用包瑞德的话来讲，虎骨酒让人毛发竖立，仿佛给人以野兽般的力量和胆识。
（酒过三巡，气氛活络起来，美军观察员主动敬酒）
美国人住进了窑洞。8月7日，第二批美军观察团成员9人也飞抵延安。美军被安排在距离延安半英里，新盖的窑洞里，算得上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窗户都粘贴了白纸。一些成员惊讶于这种建立在土里的洞穴房屋，而且没有玻璃！
他们很快发现不拉门帘的严重性，因为老鼠会钻进来窜来窜去，让人不胜其烦。不过总体算得上清洁，因为一星期能洗一个澡，还是淋浴。只不过是把热水倒进带孔洞的铁罐里，再将铁罐拉起到天花板的位置，简易的热水淋浴就成了。
至于吃饭，主要是简单的中餐，美国人都学着用起了筷子，连初学者不久都能熟练驾驭这种方便的工具。包瑞德觉得中餐很好吃，其他成员也挺适应。每顿饭后有西瓜和热茶，经常还有香烟提供。观察团成员每天有7美元的饮食住宿费用（约等于如今740元人民币），包瑞德直截了当提出要支付这笔钱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表示给使团提供食宿是八路军的义务，从而免去了。这让调查团成员们非常高兴，包瑞德为此亲自给朱德同志写信表示感谢。
（包瑞德和朱德在不用翻译的情况下交谈）
饮食习惯的不同偶尔会造成一些小问题。一次，第二批调查团员路易斯琼斯（Louis Jones）和毛泽东同志坐在一起。他注意到一份看起来很多汁的诱人肉菜，立刻站起来想要夹上一块。毛主席把他的筷子放在琼斯的筷子上，用中文说了一些话。翻译告诉琼斯：“在你的国家里，这只狗是一只宠物。但在中国，这只狗是一种肉用动物。如果你不想的话，就不必去吃它。”琼斯听了果然有些退缩。但当他抬起头，发现每个都停住了，大家全在关注他会做什么反应。无论如何，为了照顾异国盟友感受，琼斯挑战了自己的习惯，他硬着头皮夹起一块狗肉咽了下去，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在座的人们似乎都很满意，大家哈哈的继续动起筷子。当然，琼斯后来就一直躲着这种当地美食了。
（大家一起观看表现中美合作抗日的话剧）
美国人在延安也有不少娱乐活动，他们能看戏曲话剧表演。这里的演出质量之高让专业戏剧出身的《纽约时报》记者都十分叹服，或许是延安有着一所新设戏剧学校的原因。美国人还和八路军一样，闲暇之时打起了垒球。在日本囚犯挑起的一次对决中，美国人高兴的获得了胜利，就像他们打了胜仗一般。
舞会在延安也很盛行，中国人除了秧歌还会放美国老歌，让两国不同肤色的人们一齐于果园或者会议室里起舞。一次，名叫格雷斯的成员在舞会上对一位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很快周恩来就告诉包瑞德他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人是真心相爱。于是包瑞德马上严肃警告了格雷斯，从此以后这样的事情再没有发生过。
工作和劳动的闲暇之余，观察团成员还可以和朱德同志一起骑马去山里打野鸡。每逢这种探险，美国人都会礼貌的请朱德放第一枪。
（谢伟思等观察团成员在延安也要参加劳动）
调查团眼里的延安。正式调查工作很快展开，八路军予以充分合作，给了观察团工作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及通信联络的自由，“以便迅速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日寇。”
熟悉上海重庆的美国人头一次见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所见到的和1942年12月荷兰人布朗基（Brond geest）向英国外交部所做的报告一模一样。
“在延安，没有黄包车，没有勒索，没有妓女，没有鸦片和乞丐。”
美国人非常惊讶，这里竟然没有一个拿着棍棒的警察。他们四处拍照询问，看到街上的普通人穿着贫寒但和蔼可亲，并且没有挨饿的迹象。与繁华上海滩街上随处跑着收尸车的情况大为不同。
（一位姓杨的战士，他回头看到观察团在拍摄，不自禁笑了，随后行过礼才离开）
这里的八路军也和国军差别甚远，他们看上去“精壮而整洁”，穿着按不同年龄制作的合身军装，脚上踏着方便的胶底布鞋。让看不惯国民党用绳子捆成一串抓抓丁的美国人十分意外。调查团很快被邀请观看八路军的军事演练，毛泽东很亲切的让包瑞德和他同坐一条粗板凳。美国人看到八路军拿着不少缴获的日本武器，展现出一种精力充沛的面貌。
（包瑞德上校参与检阅八路军359旅）
（路遇的八路军战士在行礼，非常和蔼）
包瑞德外出时，随机询问了一位他遇到的八路军士兵。用北京话寒暄过后，包瑞德问：
“不能在家照料父母，你不感到担心吗？”
“我为什么要担心他们呢？我在军队的时候，政府对他们照顾得相当好。”
尽管仍有疑虑，但包瑞德对八路军的印象更良好了。细心的他也注意到在延安从没见过打骂士兵的情况，而他之前好几次看到国民党两星将军猛地抽打士兵耳光。
通过对军民的日常观察，美国人承认：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可能是真的。”这里的军民关系非常融洽，不像国统区普通民众躲瘟神一般躲避军队。
（美国人拍到一位大娘正主动请八路军战士喝水）
（延安街头刚买了肉的骑马战士）
同样在观察的谢伟思在报告中提到，“在他们的政体下，生活总的来说是节俭的，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则非常清苦。但我们不应忘记，不论那个政府掌权，中国的社会生活就从没有非常幸福过......”
牢骚依然是免不了的。“延安唯一的不好，就是在重庆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妓女，在这里却怎么都找不到。”一位观察团的美国小伙子如此说。
（延安街景，1944年）
美国人还发现八路军的领袖毛泽东一般总是步行，必要时才会乘坐一辆陈旧的封闭式救护车。这里没有卫兵和便衣组成的封锁线，而在重庆，蒋委员长总是坐着黑色锃亮的大轿车，被这种封锁线把他和围观的人们远远隔离开。
（延安街头的车辆，根据包瑞德回忆，这里车辆非常罕见）
调查团成员访问了毛主席不少次，他们认为“毛是一个非常安静，深思熟虑的人。在回答任何直接问题之前，他似乎总是思考的非常仔细。”
了解中国国请的谢伟思也和毛主席做了多次长谈。他俩谈论了武器支援以后，还谈到战后建交和通商，毛泽东对中美未来关系的积极态度让谢伟思很受振奋。“字真意切，热情洋溢，谢伟思差点被说晕了”。不过，他回应毛泽东的话还是很精明，他开玩笑说，美国商人在华做的是风险投资，需要考虑很多方面。
经过三个月的观察，谢伟思渐渐明白为什么八路军能在陕北的穷乡僻壤存在并且壮大起来，这里和灯红酒绿乌烟瘴气的重庆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有一个“目光远大”的领袖。对此，他评价毛泽东是“窑洞里的预言家”。
（后来被邀请乘坐美军吉普车的毛泽东同志）
调查团查证的八路军抗日情况。美国人总是务实的，他们很快证实了八路军的能力，击破了“游而不击”的谣言。
不少美军飞行员因为合作的关系被营救。他们发现，各根据地无论是士兵还是普通平民，总是积极设法救助掩护美军飞行员。这些飞行员不仅有吃有住，一路上还得到了妥善照顾，甚至连便装也不用换，直接穿着显眼的空军夹克被护送来延安。
谢伟思在报告中提到：“迄今为止，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人），从他们的获救处到达终点，有些飞行员在中共控制区内行进了约1000英里（1600多公里）。他们在抗日军民护送下从山海关附近毗邻满洲的海滩途经北平抵达延安......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是对的；而且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与广大地区实为共方势力所控制。”
（观察团的工作：左图是用气象气球观测天气，右上是找到坠毁的P51战斗机，右下图为八路军营救的一车美军飞行员）
不仅如此，美国人需要亲眼看到八路军抗日的具体效果如何。他们深深了解过去国军一溃千里的景象，也大约知道援华物资如何在刚卸下飞机就神秘消失在运输过程中的诡异情况。因此，他们向各抗日根据地派出了三个小组，实地观察八路军对日作战：
高林上尉等人于1944年9月初从延安出发过黄河到山西，亲眼看到晋绥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指挥的八路军和民兵对日作战。他们经过同蒲铁路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目睹了日军三光政策造成的无人地带，也看到日军持续的封锁。11月小组回到延安时，他们已经走了2000多公里路程，收集了大量资料。
卢登顾问、帕特金少校、惠特塞中尉等人于1944年10月初从延安出发到河北，赴晋察冀根据地。他们跟随部队，在近处记录下了八路军和日军的战况，并且见到八路军抓获了日军俘虏。小组4个月后才回到延安，提交了第一手的详细资料。
军医卡斯伯格少校和三名西方记者同行，于1944年10月9日出发东渡黄河，访问了晋绥边区。他们深入敌后直到离日军占领下的汾阳城2公里之处，见证了八路军攻入汾阳城和俘虏日军的情况，11月下旬返回延安。
（非常珍贵的影像，八路军攻击日军炮楼，并且占领之。可惜笔者未能找到更大解像度的该照片）
（占领日军炮楼的八路军，中央站立者缴获了一把日本军刀）
调查团还发现，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士兵受到良好对待，他们能运动看书接受再教育。让人吃惊的在于，很多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发生了转变。对于八路军的积极作战态度，美国人看在眼里。但正值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八路军战士正在问询被俘虏的日军）
当时，惠特塞中尉偕同一名中国摄像师前往一个靠近日军占领区的村落，他俩听说日军目前没有在周围活动，而且村口处也没发现异样。哪知刚进村不久，突然枪声齐发，埋伏的日军一齐开火。惠特塞和摄像师来不及躲避，当场双双殒命。
很快，得知噩耗的八路军调集部队开始攻击村庄，希望赶走日军夺回两人遗体。战斗非常激烈，日军利用在暗处的优势防御那个村子，八路军则前仆后继。根据美方回忆，八路军战士几乎付出了整整一个营的牺牲，遗憾的是仍未达到目的，最终还是没能抢回惠特塞和摄像师的尸身。
（美军治疗受伤的八路军战士）
这个插曲没有打断调查团的工作，美国人继续在延安把收集的各种信息反馈给国内。调查团的报告认为："八路军在战时与战后可能是个有用的盟友，延安的气氛比国统区更有活力，也比较不腐化。"
（快活的儿童团孩子们）
等不到美国人把对中国新的认识转化为政策，蒋介石国民政府和美国方面起了冲突。不久，善战的史迪威将军被调走，开明的驻华大使高斯也被换成了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赫尔利。美国人对蒋介石妥协了，政策的全面转向不可避免。
不是结局的结尾。1947年初，也就是在延安度过了963个日日夜夜之后，迪克西使团的最后三名成员撤离，国军胡宗南部的攻势随之而来。
中美关系，要等到25年后尼克松访华才会恢复正常，而谢伟思，包瑞德等迪克西使团的几位成员，在经受麦卡锡主义强加的种种不白之冤后，有幸再次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巨变。
（70年代，中国关系正常化。周恩来同志接见了阔别已久的谢伟思，他的预言已经成真）
（谢谢观赏，图片来自网络，侵删，其他文章账号下可见）
参考文献：
《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人民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包瑞德，解放军出版社《从“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看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 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 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延安精神：中美友谊的战时篇章。约翰科林Wilbur J. Peterkin , Inside China 1943–1945: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merica's Mission in YenanJohn "Jack" P. Klein, Dixie Mission, "Tour of Duty" Febuary to October 1945 in Yan'an, China美国国家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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