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的效力，司法解释属于特别法吗？
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包括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两种，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特别法是对于特定的人群和事项，或者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内适用的法律，所以司法解释不是特别法。
关于民法典适用效力的解释？
第一件即为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新的法律只对其施行后的法律事实产生约束力，对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无溯及力，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作为适用民法典的第一部司法解释，在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上着重解决民法典与合同法、物权法等九部法律的新旧衔接适用问题，依法严格明确了溯及适用这一例外情形的适用条件，统一裁判尺度，确保民法典正确实施。
会议纪要的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
会议纪要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规范格式化文书，用于记载和传达行政机关有关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是行政机关公务活动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会议纪要只具有行政指导性质，不具有强制力，其并不能在法律上产生新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具有行政法律效力。
但会议纪要具有确定某一行政事项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因此具有证据意义。
民法典施行后司法解释怎么办？
什么是司法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
从条文中可以看出，只是解释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如果原法律已经废止，显然不存在解释。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也明确进行了规定”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
但是如果你问的是民法典实行后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六十条废止的相关法律的司法解释怎么办？是不是很清楚了呢，其实也不是。
一是司法解释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也解释代替立法，比如”XX规定”，所谓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定”的形式。这个立法精神不一定指代某个具体法律。实践中也存在法律已经废止，但是司法解释依然有效的情况。
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采用“决定”的形式。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决定，其他各级法院审判中依然要适用相应解释，所以很可能仍然有效。
刑法规范和司法解释区别？
一、附属性原则
所谓附属性，就是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附属于具体的刑法条文，刑法司法解释的制定只能以现有刑法规范为惟一根据。这也可以看作是刑法司法解释的一个特征。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澄清刑法条文所承载的刑法规范本身的确切含义，是法律适用中的一种司法活动，因而不能创设新的罪刑规范，否则即属于越权解释。由于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规范之间具有附属与被附属的关系，而不具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因而某一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与特定刑法条文建立依附关系。
坚持这一原则，对于解决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刑法司法解释必须与特定刑法条文之间建立附属及对应关系，而其又是对刑法条文所承载的刑法规范含义的澄清，因而刑法司法解释一经公布即应作为理解法律的根据。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坚持这一原则，即应以新的解释作为理解法律的根据，而无论具体案件发生在新解释公布之前还是之后。换言之，就同一法条存在新、旧两个解释，而新、旧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即应一律以新解释作为法律适用的根据，从而否定刑法司法解释在时间效力问题上应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如此结论的理由在于：判断某一特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根据是刑法的规定，而刑法司法解释只是对刑法条文含义的阐明；新的司法解释一经公布，即替代了旧司法解释而对该刑法条文产生依附性，因而适用法律时应以当下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理解法律。
二、谦抑性原则
所谓谦抑性，是指刑法司法解释制定的前提必须是当刑法具体条文已经出现严重歧义，或者需要制定刑法司法解释来统一法律尺度时。在制定刑法司法解释过程中保持一种谦抑的精神，一方面要求制定机关应当在自己的权限内来进行解释，不能超出法律本身设定新的规范，另一方面要求制定机关严格出台刑法司法解释的程序，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具有普遍性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反之，对于已经为刑法基本理论所公认，为司法实务所认同的问题，或者虽有争议但是根据现有理论容易形成共识的问题，或者纯粹属于事实认定的问题，则没有必要单独制定司法解释。例如“两高”《关于对军人非战时逃离部队的行为能否定罪处罚问题的批复》的内容，完全可以从刑法典第四百三十五条的规定逻辑地推出，因为该条第二款已经明确地表述：“战时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自然该条第一款即应指非战时的情形。显然该批复实质上只是重复了刑法的规定。
坚持谦抑性原则，对于解决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立法解释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司法解释属于司法权的权限范围，立法解释则属于立法权的权限范围，因而两者的功能和对象及范围应当不同。《决议》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刑法立法解释的前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刑法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二是“两高”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而根据《决议》第二条的规定，刑法司法解释的前提是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应用刑法出现的问题。因此，对于属于界定罪与非罪界限、量刑标准的问题，诸如犯罪定罪数额的确定等，即属于刑法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应当由刑法立法解释予以解决；而纯粹属于法律适用的问题，即对诸如具体罪状的含义等，则应由刑法司法解释来完成。
三、明确性原则
所谓明确性，是指刑法司法解释应当语义明确，逻辑清晰，将被解释对象的含义能够准确、无歧义地表达出来。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要澄清刑法条文所承载的刑法规范的确切含义；语义含糊、逻辑不清的解释内容显然与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相违背。将明确性作为一条刑法司法解释的原则，其价值自不待言；然而如何贯彻，确实并非易事，这主要涉及到制定刑法司法解释的技术问题。目前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批评意见也多集中于某些解释内容表述中的不确切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中后半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其表述就易产生歧义：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情节超出“显著轻微”程度的，是不是就可以适用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以奸淫幼女型强奸追究刑事责任？显然不能，但是如此表述却很可能导致不必要的误解。为保证刑法司法解释的明确性，在努力提高制定解释的技术水平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开展较为广泛的制定前的咨询活动，以便集思广益，避免可能存在的语义不确切等问题。
四、客观解释原则
所谓客观解释原则，是指制定刑法司法解释时应以被解释的刑法条文的客观含义为准，即将刑法条文现时的客观意思作为理解刑法的根据。客观解释相对于主观解释而言，两种解释论争讼已久，在不同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亦各领风骚。采取何种解释论，必须与本国的立法体制、立法现状相照应，脱离本国立法实际进行选择则缺少说服力。在我国，刑法立法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全面的立法说明(草案说明的作用十分有限)，探寻立法原意所依据的载体并不存在，因而坚持追求立法原意作为解释根据的主观解释论，其解释的根据及结论即难以让人信服。坚持客观解释原则，就要求制定刑法司法解释应当以被解释的刑法条文现时的一般含义为基本出发点，而不宜去推知立法者立法时的主观心态。
坚持客观解释原则，也要求刑法司法解释应当以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为准，即坚持文义解释优先，反对超出被解释对象的“可能含义”而进行扩张解释。扩张解释虽然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但是扩张解释的合法性却值得怀疑，尤其是不利于行为人的扩张解释极易导致侵犯人权的后果。在刑法司法解释中，应当提倡将刑事政策贯穿于解释的内容之中，但是不能因此作为扩大解释的根据；对于急需法律调整而现有法律没有予以规范的问题，不能靠司法解释来填补空白，而应当通过立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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