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党代会召开时间，从百年宏大叙事看注会行业的微观演变与未来

作为一名在注册会计师（CPA）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从业者，平日里我们接触最多的可能是枯燥的审计底稿、复杂的会计准则和永远报不完的税表，当我们谈论“历届党代会召开时间”这样一个宏大的政治历史话题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与我们在写字楼里加班做表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

会计不仅仅是借贷平衡的艺术,它更是商业的语言，而商业的语言是由国家的大政方针所定义的，每一次党代会的召开，都像是一次巨大的航船调整航向，这艘航船就是中国经济，而我们注册会计师，就是这艘航船上的“看舱人”和“测量员”，如果不理解航船的航向，我们就无法评估风浪的风险，也无法预判新大陆的机遇。

我想试着跳出审计报告的框架,以一个同行的视角，聊聊这历次党代会的时间节点背后，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命运，以及我们每一个从业者的饭碗。

奠基与萌芽：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的阵痛（1921-1982）

让我们先把时钟拨回到最早的时候。

从一大（1921年）到十一大（1977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以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在那个年代，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坦率说，那时候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注册会计师”行业，那时候的会计，更多是“记账员”，是国家的“出纳”，企业的资金由国家拨，利润由国家收，会计的主要任务是监督资金是否按计划使用，不存在市场经济下的独立审计需求。

【个人观点】 我认为，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让我们明白CPA行业的“根”在哪里，我们的行业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没有市场的土壤，就没有独立审计的种子。

转折点出现在1978年，虽然那一年不是党代会召开的年份（十一大是1977年），但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年份，是改革开放的元年，而随后的十二大（1982年），则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

正是在十二大前后,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外资开始进入中国，我记得听所里的老合伙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生活实例】 80年代初，第一家合资企业要在上海落地，外方老板非常困惑：“你们说这个企业盈利了，但账本上的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谁来证明这些数字是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的账就是国家的账，说真就是真，但在涉及外资利益时，这种“自己审自己”的模式显然行不通，为了适应中外合资经营的需要，1980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标志着注册会计师制度开始恢复，1981年，新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在上海成立。

那时候的审计,与其说是审计，不如说是“翻译”，把中国的记账制度翻译成外国人能看懂的报表语言，十二大确立的“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方针，为非公有经济的萌芽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为我们这个行业点燃了最初的星星之火。

市场经济的确立与行业的“脱钩改制”（1987-2002）

随着十三大（1987年）和十四大（1992年）的召开，中国经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了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到了1992年十四大，这更是历史性的一刻，大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对我们行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市场需求”的井喷。

【生活实例】 我有个入行较早的前辈，他常跟我感慨90年代的“好日子”，他说：“那时候只要你有签字权，你就是香饽饽，大量的国企要进行股份制改造，要去上市，都需要去验资、做审计，那时候我们去企业做审计，企业老总是把我们当‘财神爷’供着的，因为我们的报告是他们通往资本市场的敲门砖。”

特别是十四大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起步，1990年上交所成立，1991年深交所成立，企业要上市，就必须有CPA出具的审计报告，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看门人”职责。

紧接着十五大（1997年）召开，大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对我们行业影响深远的大事，那就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脱钩改制”。

在9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都是挂靠在财政局、税务局或者高校下面的，属于“官办”性质，这在市场经济初期起到了保护作用，但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父子兵”的关系严重损害了审计的独立性，试想，如果你审的是你爸爸管的企业，你能客观吗？

【个人观点】 十五大之后的脱钩改制，是CPA注册会计师行业真正走向职业化的成人礼，虽然过程痛苦，很多铁饭碗被打碎了，但这才让我们变成了真正的独立中介机构，这一举措，直接回应了市场经济对公平竞争的呼唤，可以说，没有十五大对所有制结构的突破，就没有后来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野蛮生长和壮大。

加入WTO与准则的国际趋同（2002-2012）

时间进入21世纪,十六大（2002年）和十七大（2007年）相继召开。

这十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会计准则与世界接轨的关键十年。

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不仅仅是贸易的开放，更是服务市场的开放，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强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外国会计师事务所要走进来。

如果我们的会计准则还在用“中国特色”的一套，外国投资者看不懂，中国企业去海外上市（比如去美国、香港）就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得按两套标准做账。

【生活实例】 我记得在2005年、2006年左右，整个行业都在忙着学习新准则，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CAS（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我参与过一个大型国企的海外并购项目，那时候最头疼的就是境内外报表的差异，比如资产减值的转回，旧准则允许转回，国际准则不允许，这种差异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信任问题。

十七大期间,国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这在会计上也开始有所体现，比如环境成本的计量、社会责任报告的雏形，虽然当时还不是主流，但种子已经埋下。

这十年间,中国的“四大”分所业务飞速发展，同时本土事务所也开始通过合并重组做大做强，以应对国际巨头的竞争，可以说，是党代会上确定的“开放”国策，倒逼着我们行业必须提升专业标准，必须学会按国际规则出牌。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与监管重拳（2012-2022）

接下来是十八大（2012年）和十九大（2017年），这是我们正在经历，且感受最深的时期。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更是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两个词的转变——“高速”转“高质量”，对我们审计工作的重心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在“高速”阶段，企业关注的是规模，是营收增长，审计师关注的是报表有没有重大错报，能不能过会，但在“高质量”阶段，关注点变成了风险控制、去杠杆、环保合规以及数据真实。

【生活实例】 这几年，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审计越来越难做了，风险越来越大了。前几年康美药业、康得新这些百亿级造假案的爆发，给全行业敲响了警钟，以前可能企业有些小违规，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谁敢？我有个朋友在一家中小所做合伙人，前两年因为一家客户暴雷，虽然他们已经尽到了部分审计责任，但依然被投资者索赔，最后那个合伙人心力交瘁，退出了合伙，这放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十九大强调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微观层面的体现，国家不再容忍带血的GDP，也不容忍注水的财报，监管层（财政部、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力度空前加大，处罚力度空前严厉。

【个人观点】 很多人抱怨现在的监管太严，日子难过，但我个人认为，这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乱世用重典，只有把那些滥竽充数的“看门人”清理出去，留下真正有专业操守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职业尊严和社会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其实就是要求我们CPA行业也要从“拼数量”转向“拼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