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在注册会计师（CPA）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写作者，我常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会计不就是算账的吗？和经济学，特别是听起来高深莫测的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系？”
老实说，刚入行那会儿，我也觉得这俩学科就像是在两条平行跑道上跑的车，除了都要跟“钱”打交道外，似乎没啥交集，但随着年资渐长，翻过的底稿堆起来比人还高，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审计现场和企业乱象后，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会计，本质上就是制度经济学在企业微观层面的最生动实践。
如果把商业社会比作一条繁忙的公路，那么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这条公路是应该设“红绿灯”、设“限速牌”，还是干脆变成“丛林法则”任由大车碾压小车的学问，而我们CPA，就是那个拿着测速仪和摄像头的交通警察,或者是那个负责设计红绿灯时长的工程师。
我想撇开教科书上那些晦涩的公式，用咱们行内人最接地气的语言,聊聊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审计与商业逻辑。
交易成本：为什么我们需要昂贵的“中介”？
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Coase）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交易成本，就是为了达成一笔交易，你需要付出的除了价格之外的所有代价：找人的时间、谈判的精力、签合同的费用，以及最关键的——监督对方履约的成本。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审计过的一家中型制造企业，老板老张是个技术出身的大老粗，做生意讲究“拍胸脯”，有一次，他跟一个只有几面之缘的供应商签了个大合同，没定金，没违约责任，全靠“兄弟义气”，结果呢？原材料市场一涨价，那“兄弟”转头就把货卖给了出价更高的买家,老张的生产线差点停摆。
老张当时气得直拍桌子，骂人家没良心，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不是良心问题，是制度缺失导致交易成本失控。
我们CPA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降低这种交易成本。
你可能会问：“你们审计费那么贵，不是增加了成本吗？”
表面看是这样，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银行敢贷款给企业吗？股民敢买股票吗？如果银行为了放贷，必须自己派几十个调查员去企业数仓库里的存货、去核对每一张银行流水,这个成本是天文数字。
这时候，我们CPA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出具一份审计报告，虽然企业付了几十万审计费，但它换来的是银行几千万的授信，是资本市场的准入资格，这就是制度经济学说的：通过建立一种信任机制（审计制度），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摩擦。
在我看来，审计报告就是商业社会里的“信用通行证”，我们不是在制造麻烦，我们是在帮企业把“由于不信任而产生的巨大内耗”变成“确定的、可控的审计费用”,这就是制度的红利。
产权界定：从“办公室冰箱”到“资产负债表”
制度经济学里有一句名言：“清晰界定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也就是阿尔钦所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束，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这听起来很学术,但看看你公司办公室的公共冰箱就明白了。
以前我们事务所的茶水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冰箱里的东西大家随便吃，结果呢？昨天我刚买的酸奶，今天就不翼而飞了，甚至有人把过期的三明治塞在里面发霉也没人管，这就是典型的“公地悲剧”——因为产权不清晰（谁放进去的不重要，谁拿出来吃也不重要）,资源就会被过度掠夺或无人维护。
后来，行政主管贴了一张封条：冰箱分层，每人一层，贴上名字，谁的东西谁负责，谁乱扔垃圾谁罚款，奇迹发生了，酸奶再也没丢过,冰箱也干净了。
资产负债表，其实就是企业这个组织的“冰箱分层图”。
我们在审计时，最头疼的就是那些产权不清的资产，一家集团的子公司，名义上是A公司的，实际上由B公司控制，收益却归C公司，这种乱象在审计底稿里我们通常称之为“由于控制权混乱导致的审计风险”。
我个人的观点是：很多企业的经营困境，不是因为业务不赚钱，而是因为“冰箱没分好层”。
我曾经审计过一家家族企业，老爸是董事长，大儿子管销售，二女婿管采购，小姨子管财务，公司的钱、个人的钱、亲戚朋友借的钱，全在一个锅里搅，这就是典型的产权模糊，在制度经济学看来，这种状态下，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效率，因为没有人能确切知道，自己努力赚来的钱,最后会不会被二女婿拿去给小舅子还赌债。
作为审计师，我们出具的“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往往就是在告诉市场：这家公司的“冰箱”乱了，里面的东西到底是谁的，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外人进去拿东西风险极大。
委托代理问题：修车师傅与CEO的博弈
如果你开车去修车，师傅告诉你：“你的减震器坏了，换个原厂的2000块。”你懂车吗？如果不懂，你只能乖乖掏钱，这就是制度经济学中经典的“委托代理问题”。
作为委托人（车主），你拥有车；作为代理人（修车师傅），他拥有技术信息优势，你很难判断他是在真心修车,还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坑你。
在商业世界里，股东是“车主”，职业经理人是“修车师傅”。
我们CPA在做什么？我们就是那个拿着手电筒帮车主照照看，这减震器是不是真坏了的“验车师”。
但这活儿不好干，因为“修车师傅”（管理层）往往比我们更聪明，甚至有时候，车主（董事会）自己也被忽悠了，觉得验车师（CPA）太多事,阻碍了车子跑得快。
记得有一年做一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我们发现他们的存货周转率异常低，大批库存商品积压，按照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这往往是管理层为了完成当期销售指标，强行向渠道压货,或者是为了掩盖生产过程中的浪费。
当我们向管理层提出质疑时，那位CFO（首席财务官）笑嘻嘻地给我们倒茶，拿出一堆复杂的市场分析报告，解释这是“战略性备货”，甚至暗示我们，如果调整这个数据，会影响公司的股价,进而影响当地的经济稳定。
这就是博弈，管理层作为代理人，他们的目标函数（个人薪酬、职位升迁、权力）往往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公司长期价值最大化）不一致。
我个人的观察是：越是缺乏有效内部治理结构的企业，这种“修车师傅坑车主”的现象就越严重。
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靠人的道德自觉，必须靠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给管理层期权，让他变成股东；或者引入强有力的外部审计。
我们审计师有时候挺招人恨的，因为我们总是要把那层遮羞布扯下来，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职业尊严所在，如果我们不指出那个减震器其实没坏，只是修车师傅想换个新的赚提成，那么最终这辆车（公司）迟早会出人命关天的大事故。
路径依赖：为什么改个账套比登天还难？
诺斯（North）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意思是说，人们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让你很难轻易走出去。
生活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QWERTY键盘，大家都知道这种键盘排列其实效率不高，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用？因为所有人都在用，所有的软件都适配它,改变的成本太高了。
在审计工作中，我们太常见“路径依赖”带来的痛苦了。
我有一次去审计一家老牌国企，他们用的财务软件是上世纪90年代开发的DOS版本（甚至可能更早），界面全是黑底白字，操作全靠键盘快捷键，那个年轻的审计助理当场就崩溃了，问财务经理：“为什么不换个ERP系统？”
财务经理叹了口气：“换？谁敢换？这套系统虽然难看，但那是老厂长带着几个工程师一行行代码敲出来的，全厂几百号人的工作流程都固化在里面了，换新系统，意味着要改变所有人的工作习惯，要重新梳理业务流程，甚至涉及到某些部门的权力重新分配，动了谁的奶酪，谁就跟你急。”
这就是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锁定”，旧制度哪怕效率再低，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套既得利益集团和配套的办事习惯，新制度想要进入,阻力巨大。
作为CPA，我们经常在底稿里写：“由于信息系统限制，我们无法获取电子数据，只能依赖手工抽凭。”这不仅是技术落后,更是制度僵化的体现。
我的观点是：审计师不仅要看数据，还要看“数据背后的土壤”。
如果一家企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十年如一日地不符合最新准则，仅仅是因为“以前就是这么做的”，那么这家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大概率也是反应迟钝的，路径依赖不仅锁死了账套,往往也锁死了管理层的思维。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写在纸上的与刻在心里的
我想聊聊正式制度（法律、准则、合同）与非正式制度（文化、习俗、道德）。
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对人的行为约束力,往往比正式制度更强大。
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在中国过马路，红灯亮了（正式制度），但如果此时一大群人都在闯红灯，而且没有车来（非正式环境），你一个人站在那里等，是不是觉得自己像个傻子？这就是“破窗效应”和非正式制度的压力。
在审计现场,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我们去某些企业审计，墙上挂着精美的《内部控制手册》，厚得像砖头，里面规定了采购、付款、审批的每一个流程,这是正式制度。
当你实际观察时，你会发现：总经理一句话，就能绕过五个人的签字，直接把钱划出去；仓库的门禁卡大家随便乱扔；发票报销只要“老板签字”就行,不管合不合规。
这时候，那本厚厚的《内部控制手册》就是废纸，真正起作用的是这家公司的“潜规则”——也就是非正式制度。
我个人的观点是：审计失败，往往不是因为我们没看懂正式制度，而是我们误判了非正式制度。
安然公司倒闭前，它的正式制度（合规文件、风控流程）可以说是华尔街最完美的，但它的非正式文化是“只要赚钱，什么都敢干”，这种激进的、贪婪的文化氛围,最终冲垮了所有纸面上的防线。
现在我们在做风险评估时，都会特别关注“高层基调”，如果老板开豪车、住豪宅，却天天跟员工哭穷说公司快发不出工资；如果财务总监天天暗示我们要“灵活处理”，那么即便他们的账面做得再平,我也要在心里打个巨大的问号。
我们不只是“数豆子”的人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开头的话题。
为什么一个注会需要懂制度经济学？
因为如果我们只懂借贷平衡，只懂准则条文，那我们真的就只是“数豆子”的机器，我们看到的只是枯燥的数字，而数字背后鲜活的商业逻辑、人性的博弈、制度的变迁,我们都视而不见。
但现实是，每一笔会计分录的背后，都是一次权利的界定；每一份审计报告的背后,都是对一种契约关系的背书。
制度经济学给了我们一双“透视眼”。
它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调整一笔坏账准备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调整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分配；当我们对关联方交易发表保留意见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质疑一种产权边界的合法性。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世界里，规则（制度）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作为CPA，我们既是规则的执行者,也是规则有效性的检验者。
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城市，我会想，如果没有红绿灯（制度），这城市会乱成什么样？同样，如果没有会计准则和审计监督（制度），资本市场会变成什么样？恐怕那就是一片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吧。
下次当你再觉得底稿枯燥、加班烦人时，不妨试着用制度经济学的思维想一想：你正在维护的，不仅仅是一张报表的平衡,而是这个商业世界赖以运转的信任基石。
这，或许就是我们这群“会计人”真正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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