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在注册会计师(CPA)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写作者,我常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会计不就是算账的吗?和经济学,特别是听起来高深莫测的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系?”
老实说,刚入行那会儿,我也觉得这俩学科就像是在两条平行跑道上跑的车,除了都要跟“钱”打交道外,似乎没啥交集,但随着年资渐长,翻过的底稿堆起来比人还高,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审计现场和企业乱象后,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会计,本质上就是制度经济学在企业微观层面的最生动实践。
如果把商业社会比作一条繁忙的公路,那么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这条公路是应该设“红绿灯”、设“限速牌”,还是干脆变成“丛林法则”任由大车碾压小车的学问,而我们CPA,就是那个拿着测速仪和摄像头的交通警察,或者是那个负责设计红绿灯时长的工程师。
我想撇开教科书上那些晦涩的公式,用咱们行内人最接地气的语言,聊聊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审计与商业逻辑。
交易成本:为什么我们需要昂贵的“中介”?
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Coase)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交易成本,就是为了达成一笔交易,你需要付出的除了价格之外的所有代价:找人的时间、谈判的精力、签合同的费用,以及最关键的——监督对方履约的成本。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审计过的一家中型制造企业,老板老张是个技术出身的大老粗,做生意讲究“拍胸脯”,有一次,他跟一个只有几面之缘的供应商签了个大合同,没定金,没违约责任,全靠“兄弟义气”,结果呢?原材料市场一涨价,那“兄弟”转头就把货卖给了出价更高的买家,老张的生产线差点停摆。
老张当时气得直拍桌子,骂人家没良心,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不是良心问题,是制度缺失导致交易成本失控。
我们CPA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降低这种交易成本。
你可能会问:“你们审计费那么贵,不是增加了成本吗?”
表面看是这样,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银行敢贷款给企业吗?股民敢买股票吗?如果银行为了放贷,必须自己派几十个调查员去企业数仓库里的存货、去核对每一张银行流水,这个成本是天文数字。
这时候,我们CPA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出具一份审计报告,虽然企业付了几十万审计费,但它换来的是银行几千万的授信,是资本市场的准入资格,这就是制度经济学说的:通过建立一种信任机制(审计制度),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摩擦。
在我看来,审计报告就是商业社会里的“信用通行证”,我们不是在制造麻烦,我们是在帮企业把“由于不信任而产生的巨大内耗”变成“确定的、可控的审计费用”,这就是制度的红利。
产权界定:从“办公室冰箱”到“资产负债表”
制度经济学里有一句名言:“清晰界定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也就是阿尔钦所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束,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这听起来很学术,但看看你公司办公室的公共冰箱就明白了。
以前我们事务所的茶水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冰箱里的东西大家随便吃,结果呢?昨天我刚买的酸奶,今天就不翼而飞了,甚至有人把过期的三明治塞在里面发霉也没人管,这就是典型的“公地悲剧”——因为产权不清晰(谁放进去的不重要,谁拿出来吃也不重要),资源就会被过度掠夺或无人维护。
后来,行政主管贴了一张封条:冰箱分层,每人一层,贴上名字,谁的东西谁负责,谁乱扔垃圾谁罚款,奇迹发生了,酸奶再也没丢过,冰箱也干净了。
资产负债表,其实就是企业这个组织的“冰箱分层图”。
我们在审计时,最头疼的就是那些产权不清的资产,一家集团的子公司,名义上是A公司的,实际上由B公司控制,收益却归C公司,这种乱象在审计底稿里我们通常称之为“由于控制权混乱导致的审计风险”。
我个人的观点是:很多企业的经营困境,不是因为业务不赚钱,而是因为“冰箱没分好层”。
我曾经审计过一家家族企业,老爸是董事长,大儿子管销售,二女婿管采购,小姨子管财务,公司的钱、个人的钱、亲戚朋友借的钱,全在一个锅里搅,这就是典型的产权模糊,在制度经济学看来,这种状态下,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效率,因为没有人能确切知道,自己努力赚来的钱,最后会不会被二女婿拿去给小舅子还赌债。
作为审计师,我们出具的“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往往就是在告诉市场:这家公司的“冰箱”乱了,里面的东西到底是谁的,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外人进去拿东西风险极大。
委托代理问题:修车师傅与CEO的博弈
如果你开车去修车,师傅告诉你:“你的减震器坏了,换个原厂的2000块。”你懂车吗?如果不懂,你只能乖乖掏钱,这就是制度经济学中经典的“委托代理问题”。
作为委托人(车主),你拥有车;作为代理人(修车师傅),他拥有技术信息优势,你很难判断他是在真心修车,还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坑你。
在商业世界里,股东是“车主”,职业经理人是“修车师傅”。
我们CPA在做什么?我们就是那个拿着手电筒帮车主照照看,这减震器是不是真坏了的“验车师”。
但这活儿不好干,因为“修车师傅”(管理层)往往比我们更聪明,甚至有时候,车主(董事会)自己也被忽悠了,觉得验车师(CPA)太多事,阻碍了车子跑得快。
记得有一年做一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我们发现他们的存货周转率异常低,大批库存商品积压,按照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这往往是管理层为了完成当期销售指标,强行向渠道压货,或者是为了掩盖生产过程中的浪费。
当我们向管理层提出质疑时,那位CFO(首席财务官)笑嘻嘻地给我们倒茶,拿出一堆复杂的市场分析报告,解释这是“战略性备货”,甚至暗示我们,如果调整这个数据,会影响公司的股价,进而影响当地的经济稳定。
这就是博弈,管理层作为代理人,他们的目标函数(个人薪酬、职位升迁、权力)往往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公司长期价值最大化)不一致。
我个人的观察是:越是缺乏有效内部治理结构的企业,这种“修车师傅坑车主”的现象就越严重。
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靠人的道德自觉,必须靠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给管理层期权,让他变成股东;或者引入强有力的外部审计。
我们审计师有时候挺招人恨的,因为我们总是要把那层遮羞布扯下来,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职业尊严所在,如果我们不指出那个减震器其实没坏,只是修车师傅想换个新的赚提成,那么最终这辆车(公司)迟早会出人命关天的大事故。
路径依赖:为什么改个账套比登天还难?
诺斯(North)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意思是说,人们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让你很难轻易走出去。
生活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QWERTY键盘,大家都知道这种键盘排列其实效率不高,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用?因为所有人都在用,所有的软件都适配它,改变的成本太高了。
在审计工作中,我们太常见“路径依赖”带来的痛苦了。
我有一次去审计一家老牌国企,他们用的财务软件是上世纪90年代开发的DOS版本(甚至可能更早),界面全是黑底白字,操作全靠键盘快捷键,那个年轻的审计助理当场就崩溃了,问财务经理:“为什么不换个ERP系统?”
财务经理叹了口气:“换?谁敢换?这套系统虽然难看,但那是老厂长带着几个工程师一行行代码敲出来的,全厂几百号人的工作流程都固化在里面了,换新系统,意味着要改变所有人的工作习惯,要重新梳理业务流程,甚至涉及到某些部门的权力重新分配,动了谁的奶酪,谁就跟你急。”
这就是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锁定”,旧制度哪怕效率再低,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套既得利益集团和配套的办事习惯,新制度想要进入,阻力巨大。
作为CPA,我们经常在底稿里写:“由于信息系统限制,我们无法获取电子数据,只能依赖手工抽凭。”这不仅是技术落后,更是制度僵化的体现。
我的观点是:审计师不仅要看数据,还要看“数据背后的土壤”。
如果一家企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十年如一日地不符合最新准则,仅仅是因为“以前就是这么做的”,那么这家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大概率也是反应迟钝的,路径依赖不仅锁死了账套,往往也锁死了管理层的思维。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写在纸上的与刻在心里的
我想聊聊正式制度(法律、准则、合同)与非正式制度(文化、习俗、道德)。
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对人的行为约束力,往往比正式制度更强大。
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在中国过马路,红灯亮了(正式制度),但如果此时一大群人都在闯红灯,而且没有车来(非正式环境),你一个人站在那里等,是不是觉得自己像个傻子?这就是“破窗效应”和非正式制度的压力。
在审计现场,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我们去某些企业审计,墙上挂着精美的《内部控制手册》,厚得像砖头,里面规定了采购、付款、审批的每一个流程,这是正式制度。
当你实际观察时,你会发现:总经理一句话,就能绕过五个人的签字,直接把钱划出去;仓库的门禁卡大家随便乱扔;发票报销只要“老板签字”就行,不管合不合规。
这时候,那本厚厚的《内部控制手册》就是废纸,真正起作用的是这家公司的“潜规则”——也就是非正式制度。
我个人的观点是:审计失败,往往不是因为我们没看懂正式制度,而是我们误判了非正式制度。
安然公司倒闭前,它的正式制度(合规文件、风控流程)可以说是华尔街最完美的,但它的非正式文化是“只要赚钱,什么都敢干”,这种激进的、贪婪的文化氛围,最终冲垮了所有纸面上的防线。
现在我们在做风险评估时,都会特别关注“高层基调”,如果老板开豪车、住豪宅,却天天跟员工哭穷说公司快发不出工资;如果财务总监天天暗示我们要“灵活处理”,那么即便他们的账面做得再平,我也要在心里打个巨大的问号。
我们不只是“数豆子”的人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开头的话题。
为什么一个注会需要懂制度经济学?
因为如果我们只懂借贷平衡,只懂准则条文,那我们真的就只是“数豆子”的机器,我们看到的只是枯燥的数字,而数字背后鲜活的商业逻辑、人性的博弈、制度的变迁,我们都视而不见。
但现实是,每一笔会计分录的背后,都是一次权利的界定;每一份审计报告的背后,都是对一种契约关系的背书。
制度经济学给了我们一双“透视眼”。
它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调整一笔坏账准备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调整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分配;当我们对关联方交易发表保留意见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质疑一种产权边界的合法性。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世界里,规则(制度)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作为CPA,我们既是规则的执行者,也是规则有效性的检验者。
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城市,我会想,如果没有红绿灯(制度),这城市会乱成什么样?同样,如果没有会计准则和审计监督(制度),资本市场会变成什么样?恐怕那就是一片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吧。
下次当你再觉得底稿枯燥、加班烦人时,不妨试着用制度经济学的思维想一想:你正在维护的,不仅仅是一张报表的平衡,而是这个商业世界赖以运转的信任基石。
这,或许就是我们这群“会计人”真正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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