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咱们中国会计界,提到“杜兴强”这三个字,画风往往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突变。
如果你是在大学校园里,尤其是那几所顶尖财经院校的博士生研讨课上,听到这个名字,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肃然起敬,甚至带有一丝“敬畏”,因为在学术圈,杜教授是出了名的严谨、犀利,甚至可以说是“毒舌”,他手里握着的,不仅是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教授、博导的头衔,更是一把衡量学术真伪的标尺。
但如果你是在咱们注册会计师(CPA)行业的实务聚会上,或者是在那些为了考证而挑灯夜战的考生群里提到他,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点“遥远”但又格外“实在”的名字,为什么说实在?因为在这个大模型能写诗、AI能做账的年代,杜兴强始终坚持一种观点:会计不是数学,甚至不仅仅是科学,它更是一门关于人性的社会科学。
作为一名在注会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笔杆子,今天我想撇开那些晦涩难懂的学术模型,用咱们最接地气的大白话,来聊聊这位会计界的“孤勇者”,以及他那些看似高深实则直击行业痛点的研究,到底给咱们这些在底稿堆里讨生活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当会计不再是简单的“借贷必相等”
咱们做审计的,平时最习惯的是什么?是“平”,试算平衡表要平,勾稽关系要平,账实要相符,这种对“平衡”的执念,有时候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机械的舒适区里,只要数字对上了,世界就和平了。
但杜兴强教授早就站出来“掀桌子”了,他在无数次的讲座和论文中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点: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
这句话听起来很学术,翻译成咱们审计现场的行话就是:你手里的这笔账,怎么记、记在哪、什么时候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
举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
那是几年前,我还在一家内资大所做项目经理,我们当时审计一家拟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在预审阶段,我们发现这家企业把一大笔研发支出全部资本化了,以此当期增加资产,减少费用,从而把利润做得非常漂亮,刚好卡在IPO的门槛之上。
从纯粹的会计准则条文来看,他们找了一堆外部专家的鉴定报告,论证这些研发项目“技术上可行”且“很可能产生经济利益”,形式上似乎挑不出大毛病,当时团队里有个小朋友就说:“老师,既然凭证齐全,流程合规,咱们是不是就过了?”
这时候,我就想起了杜兴强教授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杜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企业往往利用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进行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洗大澡”或者“平滑利润”的操作,本质上是对契约精神的背离。
如果我们只看数字的“平”,而忽略了数字背后的“动机”,那我们就不是在审计,而是在做会计校对,那天晚上,我带着小朋友把那个研发项目的资本化时点、立项报告的日期、甚至高管层奖金考核的条款,全部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技术突破”其实是在隔壁部门已经失败的项目上改了个日期拼凑出来的。
这就是杜兴强教授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不要做没有灵魂的借贷机器。 会计数据是充满了人性的贪婪、恐惧和博弈的产物,作为CPA,如果我们看不穿数字背后的人性,我们就永远只是在看皮毛。
敢于对“权威”说“不”的学术硬骨头
在学术圈,有一种很微妙的现象,叫“抱大腿”,很多研究者喜欢追逐热点,喜欢去论证那些“政治正确”或者“市场喜欢”的结论。
但杜兴强不是,他身上有一股闽南人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倔强,更有一份知识分子的清高。
大家可能听说过,杜教授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研究,在中国股市,独董曾经长期被戏称为“花瓶”,不仅不独立,甚至不懂事,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往往会引用西方的经典理论,说独董如何如何监督了管理层,如何如何保护了中小股东。
杜兴强没有随波逐流,他带着他的团队,用海量的大样本数据,把中国上市公司的独董背景、津贴、兼职情况扒了个干干净净,他的研究结论非常犀利且扎心:在很多情况下,独董的津贴越高,独立性反而越差;具有政治关联的独董,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反而可能成为合谋的一方。
这种研究在当时是得罪人的,因为他在挑战既得利益者,也在挑战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理论的学术“权威”。
我记得有一次在行业研讨会上,一位券商的首席分析师高谈阔论,说某家国企因为引入了“某某背景”的高管,所以股价大涨,这是“资源优势”,当时我就想起了杜教授关于“政治关联”的论文,杜教授的研究早就揭示了,政治关联虽然在短期内能帮企业拿到信贷补贴,但长期来看,往往会导致企业效率低下,因为管理层的精力花在了“搞关系”而不是“搞经营”上。
这让我联想到咱们做审计时的风险评估,以前我们看企业,总觉得有政府背景就是“好客户”,违约风险低,但杜教授的研究让我们反思:这种“光环”是不是掩盖了潜在的治理缺陷?是不是因为这种“保护伞”,让管理层在财务造假时更加有恃无恐?
敢于在一片叫好声中泼冷水,敢于在数据堆里挖掘出让人不舒服的真相,这就是杜兴强的风格,这恰恰是我们这个行业最稀缺的品质——独立性,注会的灵魂是独立,杜教授用他的一生在学术上践行了这一点,这难道不值得咱们每一个在底稿上签字的CPA深思吗?
厦大“魔鬼”教头与CPA行业的“传帮带”
虽然我不是厦大的学生,但在圈内混久了,总听过几个关于杜教授带学生的“恐怖”传说。
据说,他的博士生研讨会(Seminar)简直就是“公开处刑”现场,学生汇报论文,如果逻辑不严密、数据不扎实,或者只是在那儿堆砌辞藻而没有实质性的创新,杜教授会毫不留情地打断,甚至直接批评:“这篇文章没有存在的价值。”
听起来很残忍,对吧?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对学生最大的负责,也是对学术最大的敬畏。
咱们现在的CPA行业,是不是太缺乏这种“较真”的精神了?
看看现在的审计底稿,很多时候变成了“复制粘贴”的艺术,去年的底稿改个日期就是今年的;A公司的审计说明改个名字就能用在B公司身上,甚至在复核阶段,很多高级经理、合伙人也是走马观花,只要格式对、字数够,就放行。
如果杜兴强是咱们事务所的合伙人,我想,所里的一级复核、二级复核大概率会变成一场场“噩梦”,他会问你:“这个审计程序为什么这么做?”“这个证据链支撑了你的什么结论?”“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那个异常的毛利率波动?”
这种“魔鬼式”的训练,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逼出你骨子里的职业怀疑(Professional Skepticism)。
我有个朋友,当年在厦大会计系读研,杜兴强是他的导师,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有一回他写了一篇关于高管薪酬的论文,觉得数据跑得很漂亮,回归结果显著,兴冲冲地拿去给杜老师看,杜老师没看结果,直接问了一句:“你这个高管薪酬的定义,包含了隐形福利和在职消费吗?如果没有,你研究的‘薪酬’就是个伪命题。”
朋友当时就懵了,回去之后,他不得不重新去翻年报附注,去翻招股书,去手工收集那些难以量化的非货币性福利,虽然过程痛苦得想撞墙,但他说,那一次经历让他学会了什么叫研究的颗粒度。
后来这个朋友进了四大,凭着这种对细节近乎变态的执着,他很快就在复杂的金融工具审计中脱颖而出。
所以说,杜兴强的“严”,是对行业浮躁风气的一种矫正,我们总是抱怨行业门槛低、注会不值钱,但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是否真的做到了专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杜教授带学生那样,对自己出的每一份报告、写的每一笔分录都保持这种“死磕”的态度,外界的眼光还会一样吗?
理论照进现实:我们该如何像杜兴强一样思考?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你把杜兴强吹得这么神,他毕竟是搞理论的,我们是在泥坑里干活的,两码事。”
其实不然,杜兴强的研究之所以有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从未脱离过中国的现实土壤,他研究文化对会计的影响,研究儒家文化与财务舞弊的关系,研究法治环境与审计质量,这些看似宏大的叙事,最终都落脚到了我们每一个具体的经济行为上。
作为一个普通的CPA,或者一个财务从业者,我们能从杜兴强身上学到什么?
第一,培养“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逻辑思维。 不要只盯着会计分录,当你看到一家企业突然变更了会计估计,不要只看附注里那句“为了更客观地反映财务状况”,要去想:是不是业绩对赌快到了?是不是管理层想套现了?是不是为了配合定增?杜兴强教给我们的,是用经济学的直觉去解构会计行为。
第二,保持对“常识”的尊重。 杜教授很多精彩的发现,其实都是基于常识的回归,他发现那些名声狼藉的审计师,其客户更容易出问题,这听起来像废话,但在数据泛滥的时代,验证这个“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严谨的方法,作为审计师,当我们看到一家毛利率远超同行的企业,却没有核心技术护城河时,请相信你的常识,而不是相信管理层编造的故事。
第三,要有“说真话”的勇气。 这一点最难,也最可贵,杜兴强在学术界敢于质疑权威,敢于发表不合时宜的观点,我们在实务中,面对客户的压力,面对甚至来自合伙人的业绩压力,是否有勇气在审计备忘录里写下那句保留意见?是否有勇气拒绝签字?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格问题。
会计界的“苦行僧”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张流传很广的照片,照片里,杜兴强教授穿着一件简单的衬衫,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翻页笔,神情专注,背景是写满公式和推导过程的PPT。
在这个快节奏、碎片化、甚至有点娱乐至死的时代,像杜兴强这样愿意坐冷板凳,愿意在一个看似枯燥的领域里深挖几十年,并且始终保持着批判锋芒的学者,真的不多了。
他就像是一个会计界的“苦行僧”,或者是那个在皇帝新装游行中,唯一敢喊出“他没穿衣服”的小孩。
对于我们这些在注会行业前行的人来说,杜兴强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种学术权威,更是一面镜子。
当我们为了赶进度而敷衍了事时,照照这面镜子,看看那份对学术的敬畏; 当我们为了迎合客户而放弃原则时,照照这面镜子,看看那份独立的傲骨; 当我们迷失在枯燥的数字迷宫中时,照照这面镜子,看看那份对商业逻辑的热爱。
会计这门手艺,说到底,是记录人类商业文明的,它需要工匠的精细,更需要哲学家的思考,杜兴强教授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唯有逻辑和真相,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寻。
这,或许就是杜兴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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