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兴强，在会计学术的象牙塔里，他是一位敢于掀桌子的布道者

在咱们中国会计界，提到“杜兴强”这三个字,画风往往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突变。

如果你是在大学校园里，尤其是那几所顶尖财经院校的博士生研讨课上，听到这个名字，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肃然起敬，甚至带有一丝“敬畏”，因为在学术圈，杜教授是出了名的严谨、犀利，甚至可以说是“毒舌”，他手里握着的，不仅是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教授、博导的头衔,更是一把衡量学术真伪的标尺。

但如果你是在咱们注册会计师（CPA）行业的实务聚会上，或者是在那些为了考证而挑灯夜战的考生群里提到他，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点“遥远”但又格外“实在”的名字，为什么说实在？因为在这个大模型能写诗、AI能做账的年代，杜兴强始终坚持一种观点：会计不是数学，甚至不仅仅是科学，它更是一门关于人性的社会科学。

作为一名在注会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笔杆子，今天我想撇开那些晦涩难懂的学术模型，用咱们最接地气的大白话，来聊聊这位会计界的“孤勇者”，以及他那些看似高深实则直击行业痛点的研究，到底给咱们这些在底稿堆里讨生活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当会计不再是简单的“借贷必相等”

咱们做审计的，平时最习惯的是什么？是“平”，试算平衡表要平，勾稽关系要平，账实要相符，这种对“平衡”的执念，有时候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机械的舒适区里，只要数字对上了,世界就和平了。

但杜兴强教授早就站出来“掀桌子”了，他在无数次的讲座和论文中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点：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

这句话听起来很学术，翻译成咱们审计现场的行话就是：你手里的这笔账，怎么记、记在哪、什么时候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

举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

那是几年前，我还在一家内资大所做项目经理，我们当时审计一家拟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在预审阶段，我们发现这家企业把一大笔研发支出全部资本化了，以此当期增加资产，减少费用，从而把利润做得非常漂亮,刚好卡在IPO的门槛之上。

从纯粹的会计准则条文来看，他们找了一堆外部专家的鉴定报告，论证这些研发项目“技术上可行”且“很可能产生经济利益”，形式上似乎挑不出大毛病，当时团队里有个小朋友就说：“老师，既然凭证齐全，流程合规，咱们是不是就过了？”

这时候，我就想起了杜兴强教授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杜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企业往往利用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进行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洗大澡”或者“平滑利润”的操作,本质上是对契约精神的背离。

如果我们只看数字的“平”，而忽略了数字背后的“动机”，那我们就不是在审计，而是在做会计校对，那天晚上，我带着小朋友把那个研发项目的资本化时点、立项报告的日期、甚至高管层奖金考核的条款，全部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技术突破”其实是在隔壁部门已经失败的项目上改了个日期拼凑出来的。

这就是杜兴强教授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不要做没有灵魂的借贷机器。 会计数据是充满了人性的贪婪、恐惧和博弈的产物，作为CPA，如果我们看不穿数字背后的人性,我们就永远只是在看皮毛。

敢于对“权威”说“不”的学术硬骨头

在学术圈，有一种很微妙的现象，叫“抱大腿”，很多研究者喜欢追逐热点，喜欢去论证那些“政治正确”或者“市场喜欢”的结论。

但杜兴强不是，他身上有一股闽南人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倔强,更有一份知识分子的清高。

大家可能听说过，杜教授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研究，在中国股市，独董曾经长期被戏称为“花瓶”，不仅不独立，甚至不懂事，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往往会引用西方的经典理论，说独董如何如何监督了管理层,如何如何保护了中小股东。

杜兴强没有随波逐流，他带着他的团队，用海量的大样本数据，把中国上市公司的独董背景、津贴、兼职情况扒了个干干净净，他的研究结论非常犀利且扎心：在很多情况下，独董的津贴越高，独立性反而越差；具有政治关联的独董，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反而可能成为合谋的一方。

这种研究在当时是得罪人的，因为他在挑战既得利益者，也在挑战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理论的学术“权威”。

我记得有一次在行业研讨会上，一位券商的首席分析师高谈阔论，说某家国企因为引入了“某某背景”的高管，所以股价大涨，这是“资源优势”，当时我就想起了杜教授关于“政治关联”的论文，杜教授的研究早就揭示了，政治关联虽然在短期内能帮企业拿到信贷补贴，但长期来看，往往会导致企业效率低下，因为管理层的精力花在了“搞关系”而不是“搞经营”上。

这让我联想到咱们做审计时的风险评估，以前我们看企业，总觉得有政府背景就是“好客户”，违约风险低，但杜教授的研究让我们反思：这种“光环”是不是掩盖了潜在的治理缺陷？是不是因为这种“保护伞”,让管理层在财务造假时更加有恃无恐？

敢于在一片叫好声中泼冷水，敢于在数据堆里挖掘出让人不舒服的真相，这就是杜兴强的风格，这恰恰是我们这个行业最稀缺的品质——独立性，注会的灵魂是独立，杜教授用他的一生在学术上践行了这一点,这难道不值得咱们每一个在底稿上签字的CPA深思吗？

厦大“魔鬼”教头与CPA行业的“传帮带”

虽然我不是厦大的学生，但在圈内混久了，总听过几个关于杜教授带学生的“恐怖”传说。

据说，他的博士生研讨会（Seminar）简直就是“公开处刑”现场，学生汇报论文，如果逻辑不严密、数据不扎实，或者只是在那儿堆砌辞藻而没有实质性的创新，杜教授会毫不留情地打断，甚至直接批评：“这篇文章没有存在的价值。”

听起来很残忍，对吧？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对学生最大的负责,也是对学术最大的敬畏。

咱们现在的CPA行业，是不是太缺乏这种“较真”的精神了？

看看现在的审计底稿，很多时候变成了“复制粘贴”的艺术，去年的底稿改个日期就是今年的；A公司的审计说明改个名字就能用在B公司身上，甚至在复核阶段，很多高级经理、合伙人也是走马观花，只要格式对、字数够,就放行。

如果杜兴强是咱们事务所的合伙人，我想，所里的一级复核、二级复核大概率会变成一场场“噩梦”，他会问你：“这个审计程序为什么这么做？”“这个证据链支撑了你的什么结论？”“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那个异常的毛利率波动？”

这种“魔鬼式”的训练，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逼出你骨子里的职业怀疑（Professional Skepticism）。

我有个朋友，当年在厦大会计系读研，杜兴强是他的导师，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有一回他写了一篇关于高管薪酬的论文，觉得数据跑得很漂亮，回归结果显著，兴冲冲地拿去给杜老师看，杜老师没看结果，直接问了一句：“你这个高管薪酬的定义，包含了隐形福利和在职消费吗？如果没有，你研究的‘薪酬’就是个伪命题。”

朋友当时就懵了，回去之后，他不得不重新去翻年报附注，去翻招股书，去手工收集那些难以量化的非货币性福利，虽然过程痛苦得想撞墙，但他说，那一次经历让他学会了什么叫研究的颗粒度。

后来这个朋友进了四大，凭着这种对细节近乎变态的执着,他很快就在复杂的金融工具审计中脱颖而出。

所以说，杜兴强的“严”，是对行业浮躁风气的一种矫正，我们总是抱怨行业门槛低、注会不值钱，但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是否真的做到了专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杜教授带学生那样，对自己出的每一份报告、写的每一笔分录都保持这种“死磕”的态度,外界的眼光还会一样吗？

理论照进现实：我们该如何像杜兴强一样思考？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你把杜兴强吹得这么神，他毕竟是搞理论的，我们是在泥坑里干活的，两码事。”

其实不然，杜兴强的研究之所以有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从未脱离过中国的现实土壤，他研究文化对会计的影响，研究儒家文化与财务舞弊的关系，研究法治环境与审计质量，这些看似宏大的叙事,最终都落脚到了我们每一个具体的经济行为上。

作为一个普通的CPA，或者一个财务从业者,我们能从杜兴强身上学到什么？

第一，培养“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逻辑思维。 不要只盯着会计分录，当你看到一家企业突然变更了会计估计，不要只看附注里那句“为了更客观地反映财务状况”，要去想：是不是业绩对赌快到了？是不是管理层想套现了？是不是为了配合定增？杜兴强教给我们的,是用经济学的直觉去解构会计行为。

第二，保持对“常识”的尊重。 杜教授很多精彩的发现，其实都是基于常识的回归，他发现那些名声狼藉的审计师，其客户更容易出问题，这听起来像废话，但在数据泛滥的时代，验证这个“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严谨的方法，作为审计师，当我们看到一家毛利率远超同行的企业，却没有核心技术护城河时，请相信你的常识,而不是相信管理层编造的故事。

第三，要有“说真话”的勇气。 这一点最难，也最可贵，杜兴强在学术界敢于质疑权威，敢于发表不合时宜的观点，我们在实务中，面对客户的压力，面对甚至来自合伙人的业绩压力，是否有勇气在审计备忘录里写下那句保留意见？是否有勇气拒绝签字？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