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企业所得税法，那段内外有别的税改往事，藏着中国企业成长的酸甜苦辣

作为一名在财税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注会,每当夜深人静，翻看着书架上那些泛黄的税收法规汇编时，我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停留在2008年之前的那段岁月，那时候，我们口中的“企业所得税法”，还带着浓重的时代色彩——那是“旧企业所得税法”统御江湖的年代。

对于很多刚入行的年轻会计来说,2008年是个遥远的坐标，但在我们这些“老会计”心里，那是一道分水岭，我想撇开枯燥的法条，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方式，和大家聊聊那个“内外有别”的激荡年代，聊聊旧企业所得税法下，中国企业所经历的成长阵痛与蜕变。

那个“一家两制”的奇怪年代

如果你穿越回2007年之前的中国企业财务部,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同样是开工厂、做买卖，仅仅因为老板的护照颜色不同，或者投资方里有个“洋股东”，交税的逻辑竟然是天壤差之别。

这就是旧企业所得税法最显著的特征——“双轨制”。

那时候,内资企业适用的是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名义税率是33%，而外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的是1991年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名义税率虽然也是30%加3%的地方附加，但在实际操作中，通过“两免三减半”（即前两年免税，后三年减半征收）等各种税收优惠，实际税负往往只有10%甚至更低。

这里有个真实的案例，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在2005年的深圳,我还在一家事务所做审计，我的客户有两家相邻的电子厂，一家是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家老张开的“张氏电子”，另一家是香港老板投资的“港资电子”。

两家厂规模相当,订单量差不多，甚至连工人的工资水平都相差无几，那年，两家厂都赚了1000万元的利润。

在做汇算清缴的时候,我给老张算出的税款是330万元，老张看着报表，眉头紧锁，心疼地直拍大腿：“老弟啊，我起早贪黑一年，赚的钱三分之一都要上交，这税负太重了！”

转头到了隔壁港资厂,因为处于“两免三减半”的减半期，再加上他是生产型企业，位于特区，享受了低税率优惠，最后算下来，1000万的利润只需要交75万元的税。

老张有一次和港资老板喝酒,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抱怨：“老兄，咱俩隔壁住着，赚一样多的钱，凭什么我交的钱是你的四倍多？这日子没法过了！”

港资老板也只能尴尬地笑笑,端起酒杯：“张总，政策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啊。”

这就是旧企业所得税法下最真实的写照,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公平，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作为从业者，我们理解国家的苦衷，但看着像老张这样的本土民营企业在税收的重负下艰难喘息，心里总不是滋味。

“计税工资”的紧箍咒与内资企业的无奈

除了税率的差异,旧企业所得税法让内资企业财务人员最抓狂的，莫过于“计税工资”的扣除标准。

在旧法下,内资企业发给员工的工资，是不能全额在税前扣除的，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扣除标准是每人每月800元，后来慢慢涨到960元、1600元，这意味着，如果你给员工发3000元工资，超过1600元的部分，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是要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的，换句话说，这部分工资是要交税的！

这简直是反人性的,企业明明已经发了真金白银给员工，为什么税务局不承认这是成本？

让我给你们讲个关于“年终奖”的故事。

2006年冬天,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财务总监李姐找我咨询，那年公司效益不错，老板想大手笔发年终奖，人均打算发5万块。

李姐拿着计算器给我算账：“你看，如果我们发了这5万块，由于计税工资的限制，这部分成本几乎全部不能在税前列支，这意味着，公司不仅要掏出5万块钱发奖金，还要为这5万块钱额外掏出33%的所得税成本，发5万块奖金，公司要承担6.65万的现金流出！”

李姐当时那个焦虑啊,她夹在老板和员工中间，老板觉得“我发钱是激励员工，凭什么还要交税？”员工觉得“别的公司发得多，你们怎么扣扣搜搜？”

李姐想了个“土办法”——找发票抵，让员工拿餐饮票、交通票来顶工资，这在当时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也是旧税法逼出来的“逼良为娼”，作为注会，我虽然理解，但每次看到企业为了规避计税工资限制而堆积如山的、甚至真假难辨的发票，我都深感职业尊严的无奈。

反观当时的外资企业,他们就没有这个烦恼，外资企业的工资支出是“据实扣除”的，发多少扣多少，税务局不管你发多少，这种差异，让很多内资企业在人才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因为同样的用人成本，内资企业的税后负担要重得多。

广告费的“天花板”与品牌的渴望

除了人,企业最想投入的就是品牌宣传，但在旧企业所得税法下，内资企业的广告费支出也有一道“天花板”。

那时候,内资企业的广告费扣除标准通常是销售收入的2%或者8%（针对特定行业），超过部分？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

举个生活化的例子。

当时有一家做饮料的民营企业,想跟“两乐”（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竞争，老板雄心勃勃，打算在央视黄金时段打广告，预算是5000万，但是他们的年销售收入只有2个亿。

按旧法规定,2%的扣除标准意味着他们当年只能在税前扣除400万的广告费，剩下的4600万，虽然花出去了，但税务局不认，要算进利润交税。

老板当时拍着桌子问财务：“我打广告是为了扩大品牌，为了明年赚更多钱，这怎么不是成本？为什么外资企业打广告就能全额扣，我就得被卡着脖子？”

财务只能无奈地解释：“老板，这就是政策，咱们是内资，得按暂行条例来。”

这种政策导向,实际上在无形中抑制了内资企业打造品牌的冲动，你想做大做强？可以，但税负成本会随着你的投入而激增，这就像是在跑步比赛中，给想冲刺的人腿上绑了沙袋。

我的个人观点：阵痛是成长的代价

回顾旧企业所得税法,站在今天的视角，我们很容易去批判它的“不公平”，但作为一名专业的注会，我认为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它。

我不否认旧法的历史功绩。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缺资金、缺技术、缺外汇，那时候，外资是“香饽饽”，如果不给外资优惠，人家凭什么来？旧企业所得税法像一块巨大的磁铁，确实吸引了大量外资涌入，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腾飞，也让我们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没有当年的“引狼入室”，就没有中国企业的“与狼共舞”，更没有今天的“群狼出海”。

我也必须直言，旧法的“双轨制”在后期已经严重阻碍了内资企业的发展。 到了21世纪初，中国民营企业已经羽翼渐丰，市场竞争已经非常充分，这时候，继续给外资“超国民待遇”，就不再是“扶植”，而是变成了“歧视”。像前文提到的老张、李姐，他们代表的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力量，让他们背负着比竞争对手高出几倍的税负去竞争，这本身就是一种市场扭曲，这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很多内资企业即使技术做得好，也因为利润被税收稀释，而缺乏足够的资金去投入研发，形成恶性循环。

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出台，不仅是税法的修改，更是中国市场经济成熟的一个里程碑。 当内外资税率统一为25%，当计税工资被取消（改为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当广告费扣除标准大幅提高，这标志着中国终于有底气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了，我们不再需要卑躬屈膝地通过牺牲税收公平来讨好外资，我们相信中国的市场环境本身就有足够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