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在注会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审计师,我的职业生涯几乎就是一部地方融资平台(下文简称“城投”)的变迁史,记得刚入行那会儿,去城投公司审计是出了名的“美差”:住着当地最好的酒店,吃着极具特色的招待宴,底稿做得轻松,因为资产端往往就是一堆政府注入的土地和道路,负债端是银行和信托的贷款,那时候,大家谈论的都是“千亿级平台”、“AAA评级”,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大干快上的豪迈与狂热。
时过境迁,当我再次翻开那些厚厚的财务报表,看到的不再是一路高歌猛进的资产增值,而是“借新还旧”的疲惫身影,是土地流拍后的焦虑,是“35号文”下发后那一声声紧箍咒般的叹息。
我想抛开那些晦涩的会计准则,用一种更接地气、更像老朋友聊天的方式,聊聊这个曾经承载着中国城市化荣光,如今却站在十字路口的庞大群体。
回首繁华:那个“点土成金”的黄金时代
要理解现在的困局,必须先回到过去。
把时钟拨回2008年,甚至更早的90年代,那时候,地方政府要搞基建、要修桥铺路、要建开发区,但“分税制”改革后,钱袋子相对紧,预算法又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债,一个充满中国智慧的发明诞生了——地方融资平台。
政府把土地、路桥、甚至公园的门票收费权,统统注入到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成了一个拥有庞大资产的“巨无霸”,它拿着这些资产去银行抵押贷款,或者在市场上发债,钱来了,城市就长高了。
我想起一个具体的例子。
大概在2012年左右,我负责审计中西部某县级市的城投公司,那个县城并不富裕,工资水平很低,但那一年,他们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新区计划”。
我清楚地记得,在做资产盘点时,公司的财务总监老王带着我去看他们注入的一块地,那是一片离老城区十公里的荒地,杂草丛生,连路灯都没有,老王指着那片荒地,眼睛里闪着光,对我说:“李工,这块地在我们账面上评估值是5个亿,靠着这5个亿,我们就能把那条连接主城的大道修通,路一通,两边的地价就会涨,涨了我们再抵押,再修下一块。”
这就是当年的逻辑闭环:土地信用——融资——基建——土地升值——更多的信用。
在那个阶段,作为审计师,我们虽然也会在报告里提一些“偿债依赖政府”的保留意见,但心里其实是默认这种模式的,因为确实看到了城市的变化:泥巴路变成了柏油路,烂泥塘变成了市民公园,老百姓的幸福感在提升,GDP在飞涨,那时候的城投,是地方政府的“小金库”,也是城市建设的“发动机”。
隐性担保的“蜜糖”与“砒霜”
凡是透支未来的,终将迎来偿还的时刻。
城投公司之所以能融到资,核心不在于它自身的经营能力——毕竟,修路修桥是不赚钱的——而在于背后那层看不见、摸不着,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隐性担保”。
市场默认:城投债就是准市政债,背后站着的是地方政府,甚至省里、中央,这种信仰一度坚不可摧,我记得2015年前后,买城投债在投资圈里被称为“闭眼买”,收益率比国债高,又觉得有国家兜底,简直是完美的套利工具。
但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道德风险。
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且缺乏硬约束,很多融资平台开始盲目举债,钱没用在刀刃上,而是被挪用去盖豪华的办公楼,或者重复建设一些根本没人的园区。
这里有个让我至今唏嘘的案例。
在2018年,我审计过一个开发区的平台公司,他们在账面上挂着一个高达20亿的“应付工程款”,细究下去,发现是一个名为“智慧谷”的产业园项目。
我去现场盘点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园区建得极其气派,欧式风格的办公楼,巨大的喷泉广场,绿化标准堪比五星级公园,整个园区空空荡荡,入驻率不足10%,大部分楼房里只有积灰的办公桌和偶尔飞过的麻雀。
那个项目经理跟我私下吐槽:“当年领导拍脑袋要建‘标杆’,钱不够就找平台借,现在领导调走了,留下一屁股债,别说还本金,每年的利息都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
这就是“砒霜”,当资产端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覆盖负债端的利息时,庞氏骗局的特征就开始显现,以前靠借新还旧还能维持,一旦监管收紧,或者土地卖不出去了,资金链立马断裂。
阵痛时刻:当“土地财政”撞上“35号文”
转折点在近几年集中爆发,房地产市场的下行,直接击穿了城投模式的底层逻辑。
过去,城投的还款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出让金,政府把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交钱,政府把钱划拨给城投还债,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但现在,开发商自身难保,土地流拍成了常态,我在南方某二线城市的审计中发现,该市土地出让金同比腰斩,直接导致当地最大的城投公司账户上连当期的利息都凑不齐。
屋漏偏逢连夜雨,监管层重拳出击,从“国发19号文”到最近的“35号文”,政策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打破刚兑,剥离政府信用,让城投回归企业本性。
特别是“35号文”,对12个重点高风险省份提出了严格的融资限制,原则上,除非是偿还存量债务的本金,否则严禁新增债务。
这对我们审计工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以前做审计,最怕的是客户账务乱;现在做审计,最怕的是客户问:“老师,这笔融资还能过审吗?”
就在上个月,我接到一个老客户——某西部省份区县级城投财务总监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声音都在抖:“李工,我们那个标准化厂房的项目,银行那边说受‘35号文’影响,承诺的贷款放不下来了,但工程进度已经到了80%,停工就要烂尾,农民工工资怎么办?这责任谁担?”
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了这种“急刹车”带来的剧痛,这种痛是必要的,是为了防止系统性风险,但对于具体的地方、具体的项目、具体的人来说,却是无比真实的煎熬。
转型突围:从“融资”到“经营”的艰难跨越
所有人都在谈“转型”,城投平台必须从单纯的政府融资工具,转型为真正的市场化国企。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登天。
这就好比一个习惯了“啃老”的孩子,突然被断绝了经济来源,要求他去自食其力,但他手里除了几张旧唱片(陈旧的基础设施),没有任何生存技能。
转型的误区很多,我见过最典型的就是“乱折腾”。
有的城投为了做经营性现金流,开始搞贸易,我见过一家平台公司,去年突然新增了50亿的贸易收入,翻开明细,就是简单的买进卖出大宗商品,毛利低得可怜,甚至还要倒贴资金成本,这种为了凑数据而做的贸易,除了增加账面风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还有的搞“特许经营权”,把城市的停车场、广告位、甚至食堂经营权都装进来。
我想分享一个相对成功的“微转型”案例。
在东部沿海一个财政实力较强的县级市,我审计过一家专注于“水务和环境治理”的城投子公司,这家公司很早就脱离了单纯的融资职能。
他们不仅仅是收水费,而是真的在运营,他们接了周边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业务,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处理效率,还从中水回用里赚到了钱,在他们的财务报表上,你能看到健康的经营性现金流,能看到真实的设备折旧,而不是一堆虚幻的土地评估增值。
他们的总经理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我们不想做多大,我们只想做实,只要现金流能覆盖利息,能养活这一帮子技术工人,我们就睡得着觉。”
这才是转型的方向:去金融化,做实业化。 从过去那种“大干快上”的资本运作,回归到精打细算的资产运营。
注册会计师的冷思考与个人观点
作为一名注会,在看了这么多城投的账本,经历了这么多悲欢离合后,我有几个非常强烈的个人观点,不吐不快。
第一,不要幻想“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救助。 很多人还在赌,觉得城投债最后还是会由中央兜底,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中央的思路非常明确: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未来的化债,更多是时间换空间,是债务重组,是用低息的长期债置换高息的短期债,而不是无底线的买单,对于那些没有任何产业支撑、纯粹靠举债搞建设的“空壳平台”,破产重组或许不是不可能。
第二,城投需要一场“资产负债表的大清洗”。 现在很多城投的报表是“虚胖”,里面充斥着价值不高的公益性资产,和无法回款的应收账款(欠款方往往是财政局),我们需要更严格的会计准则来挤干水分,作为审计师,我们未来的责任将更重,我们需要更勇敢地揭示风险,而不是配合企业做“数字游戏”,只有报表真实了,决策才能正确。
第三,归根结底,是发展模式的转型。 城投的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过去我们过度依赖债务驱动的投资拉动,必须转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如果地方政府依然痴迷于GDP,依然试图通过融资平台来借钱搞建设,那么无论怎么改头换面,风险只会越积越高。
在废墟上重建信心
写到最后,我想起前不久去那个曾经空荡荡的“智慧谷”产业园出差。
让我惊讶的是,那里竟然有了变化,虽然还是有些冷清,但主楼的一层被改造成了一个直播电商基地,一群年轻人在那里对着手机镜头吆喝着卖当地的土特产,城投公司把办公楼以很低的价格租给了这些创业公司,虽然租金收入微薄,但那是真实的现金流。
那个曾经让我叹息的项目经理,现在成了这个基地的负责人,他递给我一瓶水,苦笑着说:“虽然不如以前搞基建风光,也不用天天去银行求人,心里踏实。”
地方融资平台的这场突围,注定是漫长且痛苦的,它不会像好莱坞电影那样瞬间逆袭,而更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泡沫破裂的声音,会有阵痛,会有退场。
但这也是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那些真正有运营能力、能服务民生的平台,将会在废墟上重生,变成健康的现代企业,而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记录者和把关人,将见证这一切。
这不仅是财务数据的修复,更是信用的重建,路很难走,但必须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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