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配额，当紧箍咒遇上金饭碗，聊聊这背后的经济账与会计经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个在注会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账房先生”。

今天咱们不聊枯燥的会计分录,也不背那些让人头秃的审计准则，咱们来聊一个听起来挺宏大、但实际上跟每个企业钱袋子息息相关的词——出口配额。

前两天,我那个做稀土贸易的老客户张总给我打电话，语气那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今年的国际行情好，产品价格一路飙升；忧的是，眼看年底了，手里的出口配额快用完了，这就好比你明明有一仓库的好酒，也有一帮等着喝醉的客人，但门口的保安告诉你：“对不起，您今年的出门条就剩这几张了，用完就得明年再见。”

这就是出口配额,它既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紧箍咒”，也是某些拥有特权企业的“金饭碗”，作为一名注册会计师，我看过太多企业在这个制度下悲欢离合的故事，我就想用咱们平时唠嗑的方式，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

什么是出口配额？别被名词吓住了

咱们先把这个概念掰扯清楚,很多刚入行的年轻人，一听到“配额”就觉得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实不然，它一直活跃在我们的国际贸易中。

出口配额就是国家给某些特定商品设定的“出口门票数量上限”。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咱们小时候去食堂打饭，食堂里今天做了红烧肉，特别香，但是肉就那么多，为了防止前面的人把肉都抢光了，后面的人没得吃，或者为了防止大家吃太多肉导致食堂月底预算超支，食堂大妈规定：“每个人最多只能打两勺。”

这两勺,配额”。

在国际贸易中,国家为什么要设这个“两勺”的限制呢？理由可多了去了，有的是为了保护国内稀缺资源，不想贱卖给外国人；有的是为了稳定国际价格，防止企业之间恶性竞争，搞“价格战”把市场搞烂了；还有的是为了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作为一种谈判的筹码。

历史的风云：从纺织品的“黄金时代”到“抢配额大战”

说到出口配额,咱们不得不提一段尘封的往事，这可是很多老外贸人的集体记忆。

在2005年之前,全球纺织品贸易是受《多种纤维协定》（MFA）管制的，那时候，中国纺织企业想要把衣服卖到欧美，必须要有配额，那个年代，拥有配额就等于拥有了印钞机。

我有个客户叫李姐,她是浙江做纺织品出口的元老，她常跟我回忆那段“疯狂岁月”，那时候，配额是可以买卖的，一张通往欧盟的衬衫配额，在黑市上能炒到几美元甚至更高。

李姐跟我说过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那时候，我们厂里有一批赶工出来的衬衫，质量好，款式新，美国客户那边催得像着了火一样，咱们手里没配额啊！怎么办？只能去市场上买，那价格，一天一个变，早上谈好的价格，下午去付款就涨了，咱们咬着牙买下来，虽然利润被摊薄了，但好歹把货发出去了，那些没买到配额的同行，货就堆在仓库里，看着那堆积如山的衬衫，那心都在滴血。”

这就是配额最直观的影响：它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做这笔生意，以及这笔生意还能不能赚到钱。

后来,2005年配额取消了，纺织品行业迎来了短暂的“井喷”，大家以为好日子来了，结果没过多久，欧美又搞起了“特保限制”，那又是另一把辛酸泪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总是在互相博弈。

资源的护城河：稀土与“两白一黑”

如果说纺织品配额是为了保就业、保市场，那么资源类产品的配额，那就是为了保家底、保战略安全。

这几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稀土，咱们中国稀土储量丰富，以前那是“黄土价”，人家拿去提炼完做成高科技产品，再高价卖回来，后来国家醒悟了，开始对稀土出口实行严格的配额管理，甚至后来取消了配额，改用出口许可证，但管控逻辑是一样的——我要控制流向和流量。

这里我要发表一个我的个人观点：对于稀缺性战略资源，出口配额（或类似的管控手段）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是“迟来的正义”。

咱们不能总干“卖血式”的出口，以前很多稀土企业，为了换汇，不顾环境成本，不顾资源枯竭，疯狂开采出口，作为会计师，我看报表的时候都心疼，那些报表上虽然体现了当期的收入和利润，但环境成本呢？资源的不可再生成本呢？都没算进去！

国家通过配额限制出口量,实际上是在倒逼国内产业升级，你不能再卖土了，你得卖磁材、卖永磁电机、卖高科技终端产品，这样一来，同样的资源，创造的附加值翻了几番。

我记得几年前去一家稀土深加工企业做尽职调查,老板跟我抱怨：“以前随便卖矿粉多省事，现在配额卡得死，还得搞研发，累死累活。”但我看他们的报表，虽然研发费用高了，管理成本涨了，但毛利率和净利率却是以前卖矿粉时的好几倍，更重要的是，这种利润是可持续的，是更有尊严的。

会计师眼里的配额：账该怎么记？

好了,故事讲完了，咱们得回归老本行，作为注会，我看到出口配额，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在账上怎么算？

这可不是个小问题,配额本身有价值，甚至可能花巨资购买，它到底是资产？还是费用？

购入配额的成本

如果企业是从市场上购买配额（或者通过招标获得），这笔钱怎么处理？

根据会计准则的精神,如果配额是为了生产特定产品或提供劳务而发生的，且预期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它通常应当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

举个例子,张总花100万买了一批稀土出口配额，这100万不是直接扔水里，而是为了让他那批价值1000万的稀土能顺利出海，这100万应该资本化，计入那批稀土的销售成本（或者作为存货成本的组成部分）。

这样做的好处是,收入和成本能更好地匹配，如果你把这100万直接当成当期管理费用扣了，那你当期的利润表会很难看，而且没法反映这批出口货物的真实盈利水平。

配额的“隐形价值”与风险

有些配额是政府免费分配的,基于企业历史业绩，这时候，账面上可能没有“配额”这个科目，但它确实是一种“隐形资产”。

我在审计中就特别关注这一点,如果一家企业严重依赖政府分配的免费配额，一旦政策调整，比如明年配额削减了50%，这家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会不会出问题？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关键审计事项”，作为审计师，我必须在审计报告里提示投资者：嘿，这家公司虽然现在赚得盆满钵满，但它的命门捏在政策手里，风险可不低。

违规的代价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超配额出口，这在账上往往体现为“违规”甚至“违法”，有些企业为了多赚点钱，搞“借壳”出口，或者走私。

这时候,会计师就要警惕了，一旦被查出来，不仅面临巨额罚款，补缴税款，甚至可能吊销营业执照，这种或有事项，我们在审计时必须计提预计负债，别看账上现在风光，一旦罚单下来，直接就是亏损甚至破产。

生活中的映射：买房限购与出口配额

为了让大家更感同身受,咱们把视线从国际贸易拉回日常生活。

出口配额跟咱们前几年经历的“买房限购”是一个逻辑。

政府说：为了防止房价过热，为了保障刚需，每个家庭限购两套房，这“两套房”就是配额。

结果呢？

有钱人没房票,就开始借亲戚的名字买（这就好比企业借配额出口）。
有房票的人发现这房票值钱了,甚至出现了“假结婚”过户的现象（这就好比配额黑市交易）。
开发商为了把房子卖出去,甚至帮客户想办法解决房票问题。

生活实例告诉我们：只要有稀缺性，只要有利益差，就会有绕过规则的博弈。

出口配额也是如此,当配额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它就具备了金融属性，企业不再仅仅是生产者，它们变成了“配额交易商”，这其实对实体经济是一种干扰，我看过一些纺织企业，主业不赚钱，全靠倒卖手头多余的配额赚钱，你说这事儿荒谬不荒谬？但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经济现象。

个人观点：配额是把双刃剑，用好了是盾，用不好是锁

聊了这么多,我也该亮明我的核心观点了。

作为一名注册会计师,我看待任何经济政策，首先看的是它的“可预测性”和“公平性”。

第一，配额政策不能“翻烧饼”。 最怕的就是今年放开，明年收紧，后天又搞招标，企业做规划是需要周期的，如果政策朝令夕改，企业就不敢投长线，不敢搞研发，大家都忙着赚快钱，甚至忙着去公关、去跑关系拿配额，这种不确定性，比高税率更可怕。

第二，配额的分配要尽量透明，防止“寻租”。 以前有些配额分配，谁拿得多、谁拿得少，标准不那么清晰，这就导致了大量的权力寻租空间，作为会计师，我最怕看到这种不透明的成本，企业为了拿配额，付出的那些“隐性成本”，最后往往都要转嫁到产品质量上，或者变成财务报表里的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服务费”，这对整个行业的生态是巨大的破坏。

第三，配额应该是手段，不是目的。 我们不能为了配额而配额，限制稀土出口是为了保护环境和产业升级，这个目的很崇高，但如果限制了出口，国内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深加工能力，导致国内稀土积压、企业倒闭，那这个配额就失去了意义。

我认为,未来的趋势应该是：从简单的行政配额管理，转向更多元化的市场调节手段。

比如环保税、资源税，如果你把环保税和资源税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企业自然就不会愿意廉价出口原矿了，因为无利可图，这比硬生生卡一个“数量”要更市场化，也更符合WTO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