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家，在金钱与数字的幻象中寻找真实

作为一名在注会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笔耕者，我见过太多数字的堆砌，也阅过无数报表的起伏，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始终有一群人像谜一样存在——他们既是我的甲方，有时又是我的对手，更多时候，他们是资本舞台上最耀眼的舞者,他们就是投资银行家。

大众眼里的投资银行家，往往源自《华尔街之狼》或是《半泽直树》的刻板印象：定制西装、香槟派对、挥斥方遒，动辄经手几十亿的交易，当我剥开那层金光闪闪的外壳，深入到他们工作的毛细血管中时，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我想以一个财务老朋友的视角，和大家聊聊这群在金钱与数字幻象中行走的人，谈谈他们的光鲜、他们的挣扎,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真实。

纸牌屋的搭建者：光环背后的极致苦旅

我们要谈论的第一个真相，或许有些残酷：投资银行家，本质上是高级服务提供商,而且往往是最疲惫的那一种。

我有一个朋友叫Jason，目前在某外资大行的香港office做MD（董事总经理），十年前我刚认识他时，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Associate（副总裁），眼神里闪烁着要收购半个世界的野心，去年我们在上海偶遇，他刚落地就约我在酒店大堂吧喝咖啡，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他只有这45分钟的空档,紧接着就要去见一个准备分拆上市的独角兽企业的CFO。

那天Jason看起来极其憔悴，黑眼圈深得像被人打了一拳，他一边搅拌着美式咖啡，一边苦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外人觉得我们在指点江山，其实我们就是高级PPT美工。”

这不是自嘲，这是生活，在投行，尤其是初级阶段，Analyst（分析师）和Associate的生活是反人性的，我见过太多刚毕业的顶尖名校生，怀揣着改变金融世界的梦想入职，结果第一年的工作就是对着Excel模型调整到深夜两三点，只因为客户的一个突发奇想，或者老板觉得某个字体不够“高端”。

我曾参与过一家大型国企的海外并购案，在尽职调查阶段，我和我的审计团队在堆满凭证的仓库里熬夜，而隔壁会议室里的投行团队——包括Jason和他的同事们——也在通宵达旦，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把我们在财报里发现的那些“枯燥事实”，翻译成资本市场听得懂的“性感故事”。

他们需要将复杂的业务板块拆解，重新构造成一个个增长的故事线，如果某个板块利润下滑，他们就要用“战略聚焦”或“剥离非核心资产”来包装；如果现金流紧张，他们就要强调“未来的自由现金流折现潜力”。

我的个人观点是： 这种“讲故事”的能力虽然是投行的核心竞争力，但也极易让人迷失，当一个年轻人连续三个月每天只睡4小时，所有的世界观都浓缩在PPT的像素格和Excel的单元格链接里时，他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会极度退化，这种极致的苦旅，是用生命健康在换取入场券，这是一种现代的“卖血”行为,只不过卖的是智力和时间。

财报与估值：一场关于“讲故事”的博弈

作为注册会计师，我的信条是“真实性、公允性”，而投资银行家的信条，往往更偏向于“可行性”与“最大化”，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我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的博弈时刻。

这里必须提到一个具体的实例，几年前，一家科技初创公司寻求IPO，从审计师的角度看，这家公司虽然营收增长迅猛，但依然处于巨额亏损状态，且对单一客户的依赖度极高，这在财务健康度上是巨大的红灯,负责这个项目的投行团队却对此视而不见。

他们并没有在招股书中刻意隐瞒亏损，而是发明了一套全新的语言体系，他们不再谈论“净利润”，而是大谈“经调整后的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他们把股权激励费用（SBC）、研发投入、甚至部分市场开拓费用都“加”了回去，理由是这些都是“为了未来增长的非现金性或一次性支出”。

我记得在那次协调会上，投行的VP指着模型对我说：“你看，如果我们用这套逻辑，他们的估值倍数就能翻倍，市场需要看到增长，而不是那些陈旧的会计准则。”

这让我非常震惊，在会计准则下，钱花出去了就是费用，就是利润的减少，但在投行的逻辑里，花钱是为了买增长，只要增长的故事讲得通,现在的亏损反而是未来的资产。

我必须发表我的看法： 这种操作虽然在合规的边缘游走，甚至有时是合法的，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泡沫”，投行家利用了信息不对称和会计准则的灵活性，人为地拔高了资产价格，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做假账，而是在做“美颜”，就像美颜相机一样，原本的皮肤纹理（财务风险）被磨平了，眼睛（增长亮点）被放大了，对于投资者而言，如果不具备穿透这些“美颜”的专业能力，极易被误导，投行家是这场游戏的庄家，他们深谙人性中的贪婪，知道只要给足“预期”,市场就会买单。

良心的天平：当客户利益与公众真相冲突

在资本市场的盛宴中，投行家往往扮演着“看门人”和“推手”的双重角色，这种角色的冲突,往往是他们内心痛苦的根源。

我曾接触过一个案例，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想要通过复杂的结构化设计掩盖关联交易，作为审计师，我们坚决要在附注中披露这一风险，企业的投行顾问却对此施压，试图淡化这一影响，甚至建议我们用更模糊的措辞，理由是“这会吓跑投资人，导致发行失败”。

那位负责项目的投行董事，我暂且称他为L先生，L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私下里甚至跟我承认，这笔交易确实有瑕疵，但他还是回去帮客户设计了一个极其精妙的VIE架构和协议控制方案,试图在合规的表象下规避实质性的风险。

后来那个项目最终还是因为监管趋严而搁置了，L先生为此损失了一大笔奖金，事后他喝醉了跟我说：“我知道那是个坑，但我得跳，因为客户付钱让我填坑，如果我不填，自然有别人填。”

这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 投行家的职业伦理困境在于，他们的首要受托责任究竟是谁？是付钱给他们的客户，还是应当对市场公众负责？在巨大的佣金诱惑面前，这种天平往往会倾斜，我不否认有坚持原则的银行家，但在一个“成王败寇”的交易导向型行业里，把交易做成（Getting the deal done）往往是第一原动力，这种机制本身就在考验人性，而遗憾的是,人性往往经不起几十亿美金的考验。

香槟与泡面：撕裂的生活图景

是理性的博弈,那么生活方式的割裂则是感性的刑罚。

外界看到的是投行家在米其林餐厅推杯换盏，看到的是他们在私人飞机上俯瞰云端，但我看到的,是他们在这些场景背后的狼狈。

我想起Jason跟我讲过的一个细节，那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主导的一笔跨国并购刚刚宣布，市场反响热烈，股价大涨，按照惯例，那天晚上团队要去庆祝，他们在一家顶级餐厅开了最好的酒，每个人都在互相恭维,仿佛世界尽在掌握。

就在香槟碰杯的那一刻，Jason的手机响了，是另一个正在做IPO项目的客户，因为SEC（美国证监会）提了一个新问题，要求必须在明天早上8点前回复，那一刻，Jason不得不放下酒杯，走出包厢，在寒冷的街道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

这就是他们的常态，前一秒还在云端，后一秒就得在泥潭里打滚，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常人难以想象，他们拥有购买世界上任何东西的财力,却唯独没有享受这些东西的时间。

我的个人观点是： 这种生活方式是反人性的，它剥夺了人作为“生活者”的尊严，很多投行家虽然收入极高，但他们的“单位时间幸福感”其实极低，他们用金钱购买自由，结果职业本身却剥夺了所有的自由，这是一种现代西西弗斯的悲剧：把石头推上去（交易Close），看着它滚下来（新的项目开始），周而复始,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