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日，破冰之旅——内地会计师事务所拿下H股审计权的那些日子与深远回响

2011年7月1日，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日历上平凡的一页，或许是某个周五的下午，大家正盘算着即将到来的周末，但对于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对于我们这些在底稿堆里摸爬滚打的审计人来说，这一天,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历史节点。

这一天，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获准自H股“审计先机”时期结束后，正式开始全面承接H股企业审计业务，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拗口，通俗点说，就是从这一天起，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H股），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聘请咱们中国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干活了，而不再是非得花大价钱请“四大”（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或者合资所不可。

作为一名在行业里浸淫多年的注会，回首2011年那个燥热的夏天，我不禁感慨万千，那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生效日，更是中国审计师从“学徒”走向“合伙人”，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开始，我想用一种比较拉家常的方式，和大家聊聊这背后的故事，那些年的焦虑、兴奋,以及这一变革带给我们的真实触动。

那个“四大”独大的年代，我们的“二等公民”感

要把2011年的意义讲清楚,咱们得先把时钟拨回到那之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审计市场呈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双轨制”，对于大型国企、跨国公司，尤其是那些在香港上市的H股企业，审计业务几乎被“四大”垄断，那时候的“四大”，在我们本土所的审计师眼里,就像是神坛上的存在。

我还记得刚入行那会儿，大概是2008年左右，去参加一个客户的年会，客户是一家准备在港股上市的大型能源企业，当时负责审计的是某“四大”的高级经理，那天他穿着剪裁得体的定制西装，用流利的英文和客户的CFO谈笑风生，手里端着香槟，气场全开，而我们作为本土所的同行，虽然也在现场做着一些辅助性的税务咨询工作，但总觉得自己像是那个“搬砖的”。

那时候，本土所的合伙人去谈业务，经常会被客户委婉地拒绝：“不好意思啊，我们要去香港上市，联交所那边只认‘四大’的签字。”这句话像一堵无形的墙,把中国本土最有能力的会计师事务所挡在了资本市场的核心业务之外。

我们心里是不服气的，论勤奋，中国审计师谁能比？我们经常为了赶底稿通宵达旦，论对国内政策法规的理解，谁比我们更透彻？但无奈，资本市场讲究的是“信任机制”，在那个年代，国际投资者不认中国本土的会计师，他们觉得你们缺乏独立性，或者专业能力不够，那种“有劲没处使”的憋屈感,是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本土审计人共有的隐痛。

2011年7月1日：大门推开时的狂喜与恐慌

时间来到2010年底，两岸四地签署了关于会计审计准则等效的联合声明，紧接着，2011年，财政部和证监会发布了相关通知，明确自2011年7月1日起,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

这个消息一出,整个行业都沸腾了。

我还记得当时在事务所的食堂里，几个项目经理一边吃着盒饭，一边热烈地讨论，大家都很兴奋，觉得咱们终于“转正”了，这不仅仅是业务收入的增加，更是一种职业尊严的找回，这意味着，我们的签字,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开始有了分量。

但兴奋劲儿还没过,恐慌感就来了。

我有个朋友叫老张，当时是一家内资大所的合伙人，他跟我说：“兄弟，这活儿不好接啊，以前做国内上市公司的审计，有些地方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底稿做得糙点也就过了，现在要去审H股，面对的是香港联交所、香港证监会，还有那一帮子极其挑剔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咱们那套‘土办法’，要是带到香港去，是要吃官司的！”

老张的担忧非常真实，2011年7月1日这个门槛，既是机遇，也是一道生死线，它意味着本土所必须彻底摒弃过去那种“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必须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质量控制体系。

那时候，很多事务所开始了疯狂的“补课”，买最贵的审计软件，请“四大”出来的合伙人做顾问，甚至强制要求所有经理级别的员工去考ACCA或者HKICPA，那种气氛，就像是一群长期在村口打架的孩子，突然被告知要去参加奥林匹克拳击比赛,既兴奋又害怕被打得鼻青脸肿。

一个真实的项目故事：尊严是靠细节挣来的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这种变化,我讲一个发生在2011年下半年的真实故事。

那年夏天，就在7月1日之后不久，我们事务所接到了第一个单子，一家在内地经营多年、刚刚通过分拆业务准备在港股上市的制造企业。

这个项目非常棘手，因为客户之前一直是“四大”在做预审，现在他们想换一家成本更有竞争力的本土所，这本身就是对“四大”的一种挑战，项目进场第一天,气氛就剑拔弩张。

客户的财务总监是个海归，说话直来直去，他看着我们团队几个穿着略显随意的年轻人，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能看懂我们之前的底稿吗？‘四大’留下的那些东西可是很复杂的。”

带队的李经理是个老审计，他不卑不亢地笑了笑：“王总，底稿是给审计师看的，不是用来收藏的艺术品，只要逻辑通顺，我们就能看懂，我们这次不仅是看数字，更是要看业务。”

在审计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核查存货的时候，客户的一批大宗商品在第三方仓库，按照以前的惯例，国内审计可能也就是发个函证，或者抽查一下单据，但这次，因为面对的是港股上市，李经理坚持要进行实地监盘，并且不仅要数数,还要检查仓储条件对存货价值的影响。

那个仓库在西北的一个偏远县城，条件非常艰苦，7月的西北，热得像蒸笼，客户方面的人不想去，暗示说：“这批货都买了保险了，没事的，你们别折腾了。”

如果是为了省事，这时候可能就妥协了，但李经理咬咬牙，带着两个小助理，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车,又转大巴到了那个仓库。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他们在仓库角落里发现了一批因为漏雨而包装破损的原料，虽然数量不多，但金额不小,而且这批原料并没有在账上做跌价准备。

当李经理把带着水印的照片和监盘报告拍在王总的桌子上时，那个海归CFO沉默了很久，他调整了分录，并且在审计总结会上，第一次主动给我们的合伙人倒了一杯水，说了一句：“以前我觉得本土所就是来走过场的，这次我服了。”

这件事给我的触动极大，2011年7月1日赋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资格”，更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尊严不是靠政策施舍的，是靠我们在每一个底稿、每一次监盘、每一份调整分录中,一点一滴硬挣回来的。

个人观点：这是一场迟到的成人礼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2011年7月1日，我有几个非常强烈的个人观点,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这是中国审计行业从“大”到“强”的分水岭。 在2011年之前，我们靠的是人海战术，是低价竞争，H股审计权的开放，逼着本土所必须去练内功，如果不提升专业能力，根本接不住这泼天的富贵，这十几年来，我们看到像立信、天健、信永中和等内资所迅速崛起，在国际排名中不断攀升，甚至在某些领域开始反向并购国际网络，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夏天。

第二，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值得。 很多人只看到了H股审计费的高昂，却没看到背后的风险，瑞华所的崩塌，以及其他几家大所被立案调查的事件，都在提醒我们：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当我们开始签H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是事务所的身家性命在背书，这种压力，倒逼了行业风控意识的觉醒，虽然过程痛苦，甚至伴随着阵痛和流血,但这让整个行业变得更加成熟。

第三，不要迷信“四大”，也不要妄自菲薄。 2011年的破冰，打破了“四大”的神话，我们看到了国际所也会犯错，也会因为利益输送而翻车；同时也看到了本土所的专业水准并不比任何人差，作为新一代的审计师，我们应该有一种平视世界的自信，我们不需要仰视洋人，也不需要盲目排外，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专业的语言,讲好中国企业的商业故事。